1033【疏漏】
在1943年的中国,除了抗日战争之外,还有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那就是英美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争夺战。
去年,美国特使费正清就致电罗斯福,希望美国政府提升中美文化关系、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、派遣美国学者到中国高校进行交流等,并得到罗斯福的鼎力支持。至于帮助中国学者解决生活困难,只不过是费正清计划中的一部分。
在费正清提出这个计划之前,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菲尔德就已经在做了,这也是罗斯福表示支持费正清的主要原因。
到了现在,英国人直接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,大大加强了英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。费正清更加坐不住了,中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创建仅一周,他就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感快行动,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,邀请大量中国学者进行赴美交流活动。
首批受邀赴美的学者一共有六人,分别为金岳霖、费孝通、蔡翘、刘乃诚、张其昀和萧作梁。其中金岳霖是哲学家,费孝通是史学家,蔡翘是生理学家,刘乃诚是法学家,张其昀是地理学家,萧作梁是政治学家,囊括了中国学界的方方面面。
这种文化影响战略是为长远打算的,后来扩展到了文化艺术领域。比如第四批受邀学者,有文学家老舍、剧作家曹禺、漫画家叶浅予、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。
美国佬甚至把共党都列入邀请范围,共党方面准备派4名学者赴美,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,最终并没有成功出行。
周赫煊不在受邀请之列,因为他自个儿以前就在美国各种交流,罗斯福犯不着再花那个冤枉钱。
常凯申虽然没有答应费正清给中国教授发生活费,但对费正清邀请中国学者访美却极为重视。他让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此事,并郑重其事地对受邀学者进行了五天培训。培训内容很简单,就是教导学者们基本外交礼仪,规定有损中国形象的话不能说、有损中国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。
培训结束,常凯申还亲自设宴款待六名学者,并赠送了自己的签名照片。
七月,费正清带着首批访美学者齐聚周公馆。
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,并花了两天时间跟这些学者进行探讨。
费正清说:“中美学者交流计划,是为了加强中美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互相了解。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认识不多,有些美国人甚至以为中国人还留着辫子。我们交流计划的第一步,就是要让美国认识中国。在此,我想选用周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作为中美学者交流书籍之一。”
“当然没问题,我会让迈克—劳尔图书公司发行英文版本,稿件翻译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。”周赫煊说。
费孝通突然说:“周先生,我对《万历十五年》有些粗陋的意见。”
周赫煊道:“请讲。”
“恕我直言,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文官制度,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,”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,“当然,这只是个人拙见,周先生不必太在意。”
周赫煊笑道:“明朝的地方自治,也属于文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?”
费孝通摇头道:“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文官制度有关,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来的。事实上,在明朝初年的时候,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。按照朱元璋的想法,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,进行田赋差役的政派,其中田赋大部分上交中央,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。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较宽松的权力,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。”
“请继续。”周赫煊认真倾听,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。
费孝通继续道:“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,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,譬如水利、教育、交通、慈善、治安等等。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,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,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,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。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,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,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,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。”
“原来如此。”周赫煊豁然开朗。
费孝通又说:“其实‘一条鞭法’也非张居正首创,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,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,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。由此可见,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,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。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,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,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。”
“多谢指教,我准备对《万历十五年》进行修改,再过几个月就出修订版。”周赫煊说道。
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,他连忙说:“不必修改。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,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。”
“能改则改,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。”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,结果还是被历史学家指出不足。
张其昀赞叹道:“周先生不愧为大师,治学态度之严谨,足为我等楷模。”
张其昀乃是中国“人文地理学”、“历史地理学”的开山鼻祖,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、地理大师竺可桢、史学大师柳诒徵,因此他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也有颇高造诣,且精通藏学、满学、蒙古学等少数民族学。
周维烈读高中时的地理教科书,就是张其昀主编的。他还跟戴运轨一起主编了高中物理教科书,跟林语堂一起主编了高中英语教科书。这三本教科书,抗战期间被中国的大部分高中所采用。
1949年初,常凯申不知何去何从,向张其昀问策。
张其昀犹豫多时,终于说了一句话:“上上策是退守台湾!”
常凯申心头一惊,立即把张其昀叫到密室里详谈。
在此之前,常凯申有三个选择,即退往西南、海南或台湾。而国党的大部分官僚和将领,都倾向于退守西南,最终底线也是盘踞四川,固守山川之利而静待良机。
其实这很好理解,日寇那么强悍都无法攻入四川,共党自然也不可能做到。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就是如此想法,大不了以后统治“巴蜀国”。
唯独张其昀力劝常凯申退守台湾,并详细分析了各种选择的后果,常凯申当场就被张其昀给说服了。
正因建言有功,在老蒋南撤台湾以后,张其昀一路飞黄腾达,历任台当局的国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、国党中宣部长、教育部长等职。而在此之前,张其昀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。
如果没有张其昀出谋划策,老蒋很可能盘踞在四川割据抵抗,就不存在什么两岸问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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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,美国特使费正清就致电罗斯福,希望美国政府提升中美文化关系、对中国的教育进行科学研究、派遣美国学者到中国高校进行交流等,并得到罗斯福的鼎力支持。至于帮助中国学者解决生活困难,只不过是费正清计划中的一部分。
在费正清提出这个计划之前,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布菲尔德就已经在做了,这也是罗斯福表示支持费正清的主要原因。
到了现在,英国人直接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,大大加强了英国对于中国的文化影响力。费正清更加坐不住了,中英科学合作馆正式创建仅一周,他就建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感快行动,并得到美国政府的授权,邀请大量中国学者进行赴美交流活动。
首批受邀赴美的学者一共有六人,分别为金岳霖、费孝通、蔡翘、刘乃诚、张其昀和萧作梁。其中金岳霖是哲学家,费孝通是史学家,蔡翘是生理学家,刘乃诚是法学家,张其昀是地理学家,萧作梁是政治学家,囊括了中国学界的方方面面。
这种文化影响战略是为长远打算的,后来扩展到了文化艺术领域。比如第四批受邀学者,有文学家老舍、剧作家曹禺、漫画家叶浅予、舞蹈家戴爱莲等九人。
美国佬甚至把共党都列入邀请范围,共党方面准备派4名学者赴美,但由于各种复杂原因,最终并没有成功出行。
周赫煊不在受邀请之列,因为他自个儿以前就在美国各种交流,罗斯福犯不着再花那个冤枉钱。
常凯申虽然没有答应费正清给中国教授发生活费,但对费正清邀请中国学者访美却极为重视。他让秘书陈布雷专门负责此事,并郑重其事地对受邀学者进行了五天培训。培训内容很简单,就是教导学者们基本外交礼仪,规定有损中国形象的话不能说、有损中国形象的事不能做等等。
培训结束,常凯申还亲自设宴款待六名学者,并赠送了自己的签名照片。
七月,费正清带着首批访美学者齐聚周公馆。
周赫煊自然是好酒好菜的招待,并花了两天时间跟这些学者进行探讨。
费正清说:“中美学者交流计划,是为了加强中美两国在文化科技领域的互相了解。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认识不多,有些美国人甚至以为中国人还留着辫子。我们交流计划的第一步,就是要让美国认识中国。在此,我想选用周先生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作为中美学者交流书籍之一。”
“当然没问题,我会让迈克—劳尔图书公司发行英文版本,稿件翻译工作我都已经做好了。”周赫煊说。
费孝通突然说:“周先生,我对《万历十五年》有些粗陋的意见。”
周赫煊道:“请讲。”
“恕我直言,你的那本大作太过侧重文官制度,而忽视了地方自治力量对张居正改革的影响,”费孝通说着又补充了一句,“当然,这只是个人拙见,周先生不必太在意。”
周赫煊笑道:“明朝的地方自治,也属于文官制度的一个附属产物吧?”
费孝通摇头道:“明朝的地方自治当然跟文官制度有关,但并非由文官制度催生出来的。事实上,在明朝初年的时候,皇权是可以下县下乡的。按照朱元璋的想法,地方政府根据里甲编户制度,进行田赋差役的政派,其中田赋大部分上交中央,少部分留给地方政府支配。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比较宽松的权力,而地方士绅的势力则要小得多。”
“请继续。”周赫煊认真倾听,他也不是什么史学书籍都看过。
费孝通继续道:“明初的地方政府有权且有钱,那么就能做很多事情,譬如水利、教育、交通、慈善、治安等等。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,地方政府能收到的税越来越少,在没钱的情况下只能放弃部分权利职能,转而由乡绅宗族力量承办地方公共事务。这种办法使得地方政府又省钱又省事,于是积极认可和鼓励,乡绅宗族渐渐接管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和管理权,甚至连政府收税也得依靠士绅了。”
“原来如此。”周赫煊豁然开朗。
费孝通又说:“其实‘一条鞭法’也非张居正首创,而是因为地方税收太过杂乱,由南方各县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自发进行调整,张居正把这种赋税调整办法总结为全国性的制度。由此可见,当时许多有能力的地方官员,还是想要收回基层管理权力。张居正的改革并非无人支持,只不过他的改革手段太过激进,引起了官员和士绅的集体反弹。”
“多谢指教,我准备对《万历十五年》进行修改,再过几个月就出修订版。”周赫煊说道。
费孝通没想到周赫煊如此虚心接受异见,他连忙说:“不必修改。周先生的原作并未有大的错误,只是有少许疏漏而已。”
“能改则改,你说的是一个大问题。”周赫煊已经把黄仁宇的原版改了很多,结果还是被历史学家指出不足。
张其昀赞叹道:“周先生不愧为大师,治学态度之严谨,足为我等楷模。”
张其昀乃是中国“人文地理学”、“历史地理学”的开山鼻祖,师从哲学大师刘伯明、地理大师竺可桢、史学大师柳诒徵,因此他在哲学和史学方面也有颇高造诣,且精通藏学、满学、蒙古学等少数民族学。
周维烈读高中时的地理教科书,就是张其昀主编的。他还跟戴运轨一起主编了高中物理教科书,跟林语堂一起主编了高中英语教科书。这三本教科书,抗战期间被中国的大部分高中所采用。
1949年初,常凯申不知何去何从,向张其昀问策。
张其昀犹豫多时,终于说了一句话:“上上策是退守台湾!”
常凯申心头一惊,立即把张其昀叫到密室里详谈。
在此之前,常凯申有三个选择,即退往西南、海南或台湾。而国党的大部分官僚和将领,都倾向于退守西南,最终底线也是盘踞四川,固守山川之利而静待良机。
其实这很好理解,日寇那么强悍都无法攻入四川,共党自然也不可能做到。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就是如此想法,大不了以后统治“巴蜀国”。
唯独张其昀力劝常凯申退守台湾,并详细分析了各种选择的后果,常凯申当场就被张其昀给说服了。
正因建言有功,在老蒋南撤台湾以后,张其昀一路飞黄腾达,历任台当局的国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主任、国党中宣部长、教育部长等职。而在此之前,张其昀只不过是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特聘教授而已。
如果没有张其昀出谋划策,老蒋很可能盘踞在四川割据抵抗,就不存在什么两岸问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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