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32【新书反响】
“张居正的改革措施,彻底暴露了中央集权过度带来的不良后果。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实际问题没能解决以前,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迟缓和有限。强行提高效率,超过了一定限度,只会造成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安,整个官僚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或分裂、或纠集,实际问题又会演变成道德问题。”
“再观今日之征实征购政策,中央强行要求提高效率,而下层行政单位问题极多,难以实现政令的有效执行。这造成整个中国的行政系统难以适应,中层和基层官僚压力过高,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欺上瞒下。譬如河南之征购,官员为了完成任务,选择对中央隐瞒灾荒事实,而不顾民情大肆征敛。这就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,政府威信大失,百姓苦不堪言。继而延伸为道德问题,政府高举抗战大义,要人民倾其所有奉献国家,不支持征购则不爱国。百姓认为政府横征暴敛,没有为人民考虑,领袖和官员的私德也遭到怀疑。”
“史学界有一种说法,即‘明朝税重民穷’。似乎是因为当时贪官污吏横行,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,富者愈富,穷者愈穷,其实这跟事实有多出入。同时期,英国税收与明朝相当,而人口却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,英国怎么就能继续发展壮大呢?原因不在赋税过重,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等。即便国家税率低,受惠的也并非农民,只能鼓励地主家中盘剥和官僚额外剥削。”
“道德并非万能的,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抗战大义,而要求百姓舍家报国。更要健全法律制度,完善行政体系,遏制贪污腐败,鼓励扶持先进经济,减少对传统农业的压榨……”
这些都是陈寅恪写的评论文章,写完之后他就烧了,并没有拿出去发表。
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,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。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,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,但也仅此而已,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。
坐而论道谁都会,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。
没法解决!
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,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。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,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,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。
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,发表出来也无益,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。
烧完文章,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,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《万历十五年》。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,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,同时又赞扬《万历十五年》风格独特、观点新颖,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。
……
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,吴晗就已经开始对《万历十五年》大家吹捧了。
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,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,但性格非常激进。早在十多年前,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:“翻开任何国家、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,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、丧心病狂的政府(南京国民政府)。”
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,胡适让吴晗“科学救国”。
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,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: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。少说些空话,多读些好书。”
然而,吴晗到了西南联大,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,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,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。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,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,还写了一本《由僧钵到皇权》。
这本书后来改名为《朱元璋传》,跟周赫煊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几乎同时出版,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。
在读了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,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。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,一个写万历朝,但都是走的“影射史学”的路子,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。
吴晗连续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,把《万历十五年》奉为“中国现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经典”。
……
远在贵州的张学良,也在第一时间读到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,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。到了1945年,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,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——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。
当张学良读完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,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。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,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和戚继光,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。
接着,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,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,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,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。
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,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,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。
……
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,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,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。他的《晚明史籍考》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,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,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。
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,《万历十五年》出版的时候,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。
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,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。
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,他认为《吴江志》的史料可能有误,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,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。当然,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,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。
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,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。
直到1944年底,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《万历十五年》。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,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,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。
……
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,完全把《万历十五年》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。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,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,呼吁加强法制建设、惩治贪官污吏。
常凯申也非常喜欢《万历十五年》,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,而是代入了申时行。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,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,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,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。
同时常凯申也感叹,天下没有完人,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、逢迎拍马、喜好女色,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?用人应该不拘小节,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,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,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。
每个读者眼中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都有着不同的解释。
这本书很红,不但红遍中国,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,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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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再观今日之征实征购政策,中央强行要求提高效率,而下层行政单位问题极多,难以实现政令的有效执行。这造成整个中国的行政系统难以适应,中层和基层官僚压力过高,只能以粗暴的方式欺上瞒下。譬如河南之征购,官员为了完成任务,选择对中央隐瞒灾荒事实,而不顾民情大肆征敛。这就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,政府威信大失,百姓苦不堪言。继而延伸为道德问题,政府高举抗战大义,要人民倾其所有奉献国家,不支持征购则不爱国。百姓认为政府横征暴敛,没有为人民考虑,领袖和官员的私德也遭到怀疑。”
“史学界有一种说法,即‘明朝税重民穷’。似乎是因为当时贪官污吏横行,百姓被摊派的赋税过重,富者愈富,穷者愈穷,其实这跟事实有多出入。同时期,英国税收与明朝相当,而人口却只有明朝的三十分之一,英国怎么就能继续发展壮大呢?原因不在赋税过重,而在于政府和法律的低等。即便国家税率低,受惠的也并非农民,只能鼓励地主家中盘剥和官僚额外剥削。”
“道德并非万能的,政府不能依靠单纯的抗战大义,而要求百姓舍家报国。更要健全法律制度,完善行政体系,遏制贪污腐败,鼓励扶持先进经济,减少对传统农业的压榨……”
这些都是陈寅恪写的评论文章,写完之后他就烧了,并没有拿出去发表。
陈寅恪从来不谈论政治,但并不代表他不懂政治。学史学到他那个地步,很多事情比官僚看得更清,但也仅此而已,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。
坐而论道谁都会,难的是如何解决问题。
没法解决!
常凯申当然想完善行政系统,提高基层官员的执行力。但这是不可能办到的,除非在中国进行一场触及根本的大改革,而抗战特殊时期的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他这么做。
所以陈寅恪把文章烧了,发表出来也无益,反而会因此得罪掌权者。
烧完文章,陈寅恪很快又重写了一篇,单纯从治史方法来分析《万历十五年》。他首先批评了周赫煊对于某些史料的无视,认为周赫煊的某些思想稍显片面,同时又赞扬《万历十五年》风格独特、观点新颖,为明史研究开拓了新的形式与方向。
……
陈寅恪的第二篇文章还未发表,吴晗就已经开始对《万历十五年》大家吹捧了。
吴晗也是研究明史的专家,他早前虽然属于自由派,但性格非常激进。早在十多年前,吴晗就给胡适写信说:“翻开任何国家、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,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、丧心病狂的政府(南京国民政府)。”
吴晗请求胡适指出一条明路,胡适让吴晗“科学救国”。
那时吴晗非常尊崇胡适,特地在毕业照背面写下胡适的名言: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。少说些空话,多读些好书。”
然而,吴晗到了西南联大,国党的腐败和不顾学者死活的态度,再加上好友在贫寒病痛中去世,让吴晗的思想彻底转左。他的行为做法比闻一多更加激进,不但投身于各种反蒋活动,还写了一本《由僧钵到皇权》。
这本书后来改名为《朱元璋传》,跟周赫煊的《万历十五年》几乎同时出版,专门用来影射常凯申。
在读了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,吴晗感觉找到了知己。虽然他们一个写朱元璋,一个写万历朝,但都是走的“影射史学”的路子,都是在抨击常凯申和国民政府。
吴晗连续写了好几篇评论文章,把《万历十五年》奉为“中国现代史著不可再有之经典”。
……
远在贵州的张学良,也在第一时间读到《万历十五年》。
少帅这些年都在研究明史,缺什么书就写信找宋美龄索要。到了1945年,张学良甚至声称自己成为了一个明史研究专家,他要求请来几位明史专家进行当面交流——戴笠对此表示很为难。
当张学良读完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后,他没有往影射常凯申那方面想。而是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,把曾经的得力属下代入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和戚继光,然后检讨反思自己主政东北和华北时的错误。
接着,张学良又对比万历朝和二三十年代的中国,反思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施政问题,并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读书心得,让看守特务转交给常凯申。
常凯申顺手就把张学良的文章扔了,放在角落里蒙尘几十年,直到80年代才在清理垃圾资料时发现。
……
谢国桢无疑是如今最火的明史专家,他早年追随梁启超治学,跟周赫煊勉强算同门师兄弟。他的《晚明史籍考》曾在30年代风行一时,到了抗战期间再次引起重视,因为抗战时期的中国和晚明太像了。
谢国桢此时滞留在沦陷区,《万历十五年》出版的时候,他才刚刚读到周赫煊讨论沈万三之死那篇文章。
周赫煊关于沈万三身世遭遇的观点,出自明史专家顾诚先生。
谢国桢对此持有异议,他认为《吴江志》的史料可能有误,并拿出多个历史资料,认为沈万三有可能是朱元璋登基后才死的。当然,沈万三绝对不可能被朱元璋流放,只是被朱元璋打压而已。
谢国桢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,寄了几个月终于寄到重庆发表。
直到1944年底,谢国桢才在沦陷区读到《万历十五年》。他对这本书大加赞赏,于抗战胜利后一口气写了三篇分析文章,讨论万历朝对明朝命运的影响。
……
至于大部分普通读者,完全把《万历十五年》当成纯粹的历史读物来看。他们对明朝的改革失败表示惋惜,同时也希望国民政府吸取教训,呼吁加强法制建设、惩治贪官污吏。
常凯申也非常喜欢《万历十五年》,他没有把自己代入万历皇帝和张居正,而是代入了申时行。他觉得自己殚精竭虑发展国家,却只换来各种背叛和猜疑,同时又被中国糟糕的情况所制约,一身才华本事都无法真正的发挥。
同时常凯申也感叹,天下没有完人,就连戚继光都贪污克扣、逢迎拍马、喜好女色,而民国将领又有谁比得上戚继光呢?用人应该不拘小节,只要能力出众就可以了,那些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还是暂时容忍吧,比如把河南搞得一塌糊涂的汤恩伯。
每个读者眼中的《万历十五年》,都有着不同的解释。
这本书很红,不但红遍中国,就连费正清都带回去一本,让人翻译出来推荐给美国史学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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