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6【圣诞节】
冬至大如年,在中国传统风俗当中,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,仅次于农历新年。
然而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,农历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象征,冬至跟春节一样被官方取缔了。反倒是“西人冬至”、“外国冬至”愈发流行,在沿海城市以及知识青年群体中,变得越来越热闹、越来越重要。
所谓的西人冬至、外国冬至,就是圣诞节。
因为只要没有农历闰月,则每年的圣诞节,日期都在中国冬至的三天以后。所以从晚清时候开始,国人就把圣诞节称呼为“外国冬至”,直至20年代才普遍称呼为“圣诞节”。
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,那特么就是外国冬至,即便到二战结束都还有人这么喊。
老蒋上台执政以后,民族主义迅速抬头,圣诞节这种洋人节日备受打压——他一边跟老婆过圣诞,一边又看不起圣诞。而为了跟西方圣诞节竞争,老蒋还弄出一个中国圣诞节,即孔子的生日。
搞笑的是,南京国民政府法定的孔子生日,没有依据中国农历来计算,而是定为每年公历的8月27日。孔夫子如果死而复生,肯定自己也感到纳闷儿——这日子咋算啊?
每年国民政府都要给孔子过生日,被戏称为“土圣诞”,而耶稣过生日那天叫“洋圣诞”。
那时的圣诞节就已经商业气息浓厚了,咱们可以截取一句20年代的广告词:“圣诞老人说,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,就是——绿树牌雪茄!”
对,就跟后世春节在包装上印“新春礼品”一样,民国时期的圣诞节包装都印着“冬至礼品”。
或许,民间热衷于过圣诞节,并非全部崇洋媚外,而是政府把冬至给废了,老百姓只能借着过圣诞的由头过冬至。
1938年的圣诞节,中国老百姓过得很不好,在中国的犹太人就过得更不好。
幸好,犹太人不过圣诞节,因为他们不信耶稣——虽然耶稣本身就是个犹太人。
现在上海最富裕的两个犹太人,正坐在一起商量应对之策。
从年初到现在,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已经过万,都被沙逊和嘉道理腾屋子安顿下来。沙逊我们知道,上海首富嘛。嘉道理也非小人物,半岛酒店就是他的产业。
后世有人认为,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为1万4到1万6左右。这是受美国学者大卫·克莱斯勒的影响,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,但那只是1943年日本设立犹太隔离区之后的数据,还有更多的犹太难民没有被统计入内。
实际情况是,仅在1940年底,“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”就接纳了2万3千多犹太人——此组织为嘉道理建立。而除此之外,还有沙逊建立的“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”,沙逊的能量更大,接收的犹太难民更多。
极有可能在1941年以前,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就已经超过6万人。
沙逊抽着雪茄,吞云吐雾道: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,有两个选择。一是跟日本人合作,日本不仅答应在上海建立犹太难民区,还愿意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。二是跟中国人合作,孙科先生答应说服常凯申,为犹太人在云南开辟难民区。”
嘉道理毫不犹豫地说:“我希望跟中国人合作,日本和德国走得太近了。”
沙逊反驳道:“但中国的局势很糟糕,说不定哪天就被日本吞并了。而且,现在犹太难民主要聚集在上海和哈尔滨,这两个城市都是日本人的地盘。如果选择跟日本合作,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加顺利。”
“犹太人即便建国,也不该在中国,而是回到我们祖先的故地!”嘉道理强调道。
沙逊苦笑:“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吗?任何一丝机会都要抓住。”
嘉道理怒目而视:“你想违反怀斯先生的指示?”
沙逊摊手耸肩,冷笑道:“他又不是我的上级,我为什么要听他指示?”
“怀斯先生”的全称叫斯蒂芬·塞缪尔·怀斯,是美国犹太人复国组织、美国犹太人协会和世界犹太人议会的创始人,堪称30年代犹太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。
历史上,日本宣称愿意帮犹太人在东北建国,许多犹太人都被诱惑到了。正是斯蒂芬·怀斯站出来强烈反对,并放话“任何与日本协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”,才让犹太难民彻底拒绝了日本的“好意”。
听到沙逊对复国领袖不敬,嘉道理气愤道:“犹太人只有民族,而没有国家。我们想要复国,就必须齐心协力,而不是藐视犹太领袖的权威!”
沙逊说:“跟日本人合作是一条捷径。”
嘉道理生气道:“你忘了六年前的卡斯帕事件?”
“呃……”沙逊顿时语塞。
哈尔滨那边的犹太难民也很多,但大部分是20年代从苏联跑来的“白俄犹太”。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,日本就开始跟东北犹太难民合作,但却诱捕、拷打和杀害了一个叫西蒙·卡斯帕的犹太人。
自此之后,东北犹太难民便不再信任日本人,遂大批逃往上海,并将这种对日本人的不信任和恐惧传播到上海的犹太圈子。
犹太人很记仇、很抱团的,只此一件事,就让他们觉得日本人不可信。
嘉道理又继续说道:“‘满洲国’也在积极营救犹太人,而东北是‘满洲国’的地盘。如果我们答应在东北建国,那么‘满洲国’会怎么想?被‘满洲国’营救的同胞必然受到迫害!”
沙逊笑道:“溥仪只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,不用在意他的感受。”
嘉道理气得站起来说:“我不是跟你商量,而是传达世界犹太人议会的决策。议会已经讨论出结果,那就是必须跟中国人合作,不要再跟日本人有任何接触!”
“真是愚蠢的决定啊。”沙逊连连摇头。
这就是两人之间的区别,嘉道理比较服从大局。后来在日本即将占领香港时,他把自家的电厂都炸了,就是为了给日本人添堵。结果,嘉道理在香港和内地的产业,全都被日军强行没收,嘉道理全家也被关进了集中营,他本人甚至在集中营里病逝,到死都没有看到战争胜利的曙光。
而沙逊呢?虽然他用自己的房产接纳了犹太难民,但却一直和日本人保持联系。后来日本迫于德国压力,在上海设置犹太隔离区,让犹太难民饥寒交迫,沙逊也没站出来帮一把。
沙逊因此风风光光的活过二战,并保住了自己的财产,还在战后大肆抛售产业,给上海的金融造成极大混乱。
此时嘉道理代表的是世界犹太人议会,沙逊再有钱也得遵守决议,否则他就要被整个犹太族群孤立了。
而远在美国,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,南京大屠杀纪录片正式上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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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后,农历被视为落后文化的象征,冬至跟春节一样被官方取缔了。反倒是“西人冬至”、“外国冬至”愈发流行,在沿海城市以及知识青年群体中,变得越来越热闹、越来越重要。
所谓的西人冬至、外国冬至,就是圣诞节。
因为只要没有农历闰月,则每年的圣诞节,日期都在中国冬至的三天以后。所以从晚清时候开始,国人就把圣诞节称呼为“外国冬至”,直至20年代才普遍称呼为“圣诞节”。
但在很多中国人看来,那特么就是外国冬至,即便到二战结束都还有人这么喊。
老蒋上台执政以后,民族主义迅速抬头,圣诞节这种洋人节日备受打压——他一边跟老婆过圣诞,一边又看不起圣诞。而为了跟西方圣诞节竞争,老蒋还弄出一个中国圣诞节,即孔子的生日。
搞笑的是,南京国民政府法定的孔子生日,没有依据中国农历来计算,而是定为每年公历的8月27日。孔夫子如果死而复生,肯定自己也感到纳闷儿——这日子咋算啊?
每年国民政府都要给孔子过生日,被戏称为“土圣诞”,而耶稣过生日那天叫“洋圣诞”。
那时的圣诞节就已经商业气息浓厚了,咱们可以截取一句20年代的广告词:“圣诞老人说,最高尚的最经济的冬至礼品,就是——绿树牌雪茄!”
对,就跟后世春节在包装上印“新春礼品”一样,民国时期的圣诞节包装都印着“冬至礼品”。
或许,民间热衷于过圣诞节,并非全部崇洋媚外,而是政府把冬至给废了,老百姓只能借着过圣诞的由头过冬至。
1938年的圣诞节,中国老百姓过得很不好,在中国的犹太人就过得更不好。
幸好,犹太人不过圣诞节,因为他们不信耶稣——虽然耶稣本身就是个犹太人。
现在上海最富裕的两个犹太人,正坐在一起商量应对之策。
从年初到现在,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已经过万,都被沙逊和嘉道理腾屋子安顿下来。沙逊我们知道,上海首富嘛。嘉道理也非小人物,半岛酒店就是他的产业。
后世有人认为,二战期间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为1万4到1万6左右。这是受美国学者大卫·克莱斯勒的影响,他在书中提到了相关数据,但那只是1943年日本设立犹太隔离区之后的数据,还有更多的犹太难民没有被统计入内。
实际情况是,仅在1940年底,“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”就接纳了2万3千多犹太人——此组织为嘉道理建立。而除此之外,还有沙逊建立的“欧洲移民国际委员会”,沙逊的能量更大,接收的犹太难民更多。
极有可能在1941年以前,上海的犹太难民数量就已经超过6万人。
沙逊抽着雪茄,吞云吐雾道:“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,有两个选择。一是跟日本人合作,日本不仅答应在上海建立犹太难民区,还愿意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。二是跟中国人合作,孙科先生答应说服常凯申,为犹太人在云南开辟难民区。”
嘉道理毫不犹豫地说:“我希望跟中国人合作,日本和德国走得太近了。”
沙逊反驳道:“但中国的局势很糟糕,说不定哪天就被日本吞并了。而且,现在犹太难民主要聚集在上海和哈尔滨,这两个城市都是日本人的地盘。如果选择跟日本合作,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加顺利。”
“犹太人即便建国,也不该在中国,而是回到我们祖先的故地!”嘉道理强调道。
沙逊苦笑:“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吗?任何一丝机会都要抓住。”
嘉道理怒目而视:“你想违反怀斯先生的指示?”
沙逊摊手耸肩,冷笑道:“他又不是我的上级,我为什么要听他指示?”
“怀斯先生”的全称叫斯蒂芬·塞缪尔·怀斯,是美国犹太人复国组织、美国犹太人协会和世界犹太人议会的创始人,堪称30年代犹太复国运动的精神领袖。
历史上,日本宣称愿意帮犹太人在东北建国,许多犹太人都被诱惑到了。正是斯蒂芬·怀斯站出来强烈反对,并放话“任何与日本协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”,才让犹太难民彻底拒绝了日本的“好意”。
听到沙逊对复国领袖不敬,嘉道理气愤道:“犹太人只有民族,而没有国家。我们想要复国,就必须齐心协力,而不是藐视犹太领袖的权威!”
沙逊说:“跟日本人合作是一条捷径。”
嘉道理生气道:“你忘了六年前的卡斯帕事件?”
“呃……”沙逊顿时语塞。
哈尔滨那边的犹太难民也很多,但大部分是20年代从苏联跑来的“白俄犹太”。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,日本就开始跟东北犹太难民合作,但却诱捕、拷打和杀害了一个叫西蒙·卡斯帕的犹太人。
自此之后,东北犹太难民便不再信任日本人,遂大批逃往上海,并将这种对日本人的不信任和恐惧传播到上海的犹太圈子。
犹太人很记仇、很抱团的,只此一件事,就让他们觉得日本人不可信。
嘉道理又继续说道:“‘满洲国’也在积极营救犹太人,而东北是‘满洲国’的地盘。如果我们答应在东北建国,那么‘满洲国’会怎么想?被‘满洲国’营救的同胞必然受到迫害!”
沙逊笑道:“溥仪只是日本人养的一条狗,不用在意他的感受。”
嘉道理气得站起来说:“我不是跟你商量,而是传达世界犹太人议会的决策。议会已经讨论出结果,那就是必须跟中国人合作,不要再跟日本人有任何接触!”
“真是愚蠢的决定啊。”沙逊连连摇头。
这就是两人之间的区别,嘉道理比较服从大局。后来在日本即将占领香港时,他把自家的电厂都炸了,就是为了给日本人添堵。结果,嘉道理在香港和内地的产业,全都被日军强行没收,嘉道理全家也被关进了集中营,他本人甚至在集中营里病逝,到死都没有看到战争胜利的曙光。
而沙逊呢?虽然他用自己的房产接纳了犹太难民,但却一直和日本人保持联系。后来日本迫于德国压力,在上海设置犹太隔离区,让犹太难民饥寒交迫,沙逊也没站出来帮一把。
沙逊因此风风光光的活过二战,并保住了自己的财产,还在战后大肆抛售产业,给上海的金融造成极大混乱。
此时嘉道理代表的是世界犹太人议会,沙逊再有钱也得遵守决议,否则他就要被整个犹太族群孤立了。
而远在美国,圣诞节之后的第二天,南京大屠杀纪录片正式上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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