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14【又要发勋章】
就在两个月前,中国和法国开通了空中航线,可以从广州飞到越南,再转机从越南飞到法国。
周赫煊当然不敢带着老婆坐洲际飞机,万一落下来就好玩了,还是老老实实的乘火车再转走海路吧。
一路上,康泽都在找机会套话,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间的具体情况。周赫煊各种糊弄打哈哈,只说自己跟希特勒谈得比较来,绝口不提什么三眼神族的事情。
康泽这家伙满手血腥,死在他命令下的无辜百姓以万为单位。若论残暴和血腥程度,戴笠给康泽提鞋都不配,枪毙他一百遍都死有余辜。
这种人,周赫煊一向敬而远之,连打交道的兴趣都没有。
当然也不能得罪,周赫煊尽量保持着距离,以写文章为理由,整天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不露面。
他们这趟坐的是快船,仅用三个星期就抵达上海。
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萧条,拜白银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潮所致,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轻工业都趋于崩溃,棉纺行业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时期。就拿上海的棉纱业来说,市面上交易的超过八成是日货,只有“申新”等少数国产品牌能够存活。
原因很简单,白银危机导致银根不足,工厂资金链断裂,民族企业纷纷破产,日货趁机侵占中国市场。
而四大家族不但通过货币改革赚得盆满钵满,还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盘剥巨额利润。比如茶叶和渔业,政府强行要求统制运销,说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实现行业垄断。
商人们已经快被逼疯了,咱们前面讲到的茶叶大王唐季珊,直接拉着14家茶栈跳反,坚决抵制政府命令。各大渔业公司和普通渔民,也坚持自由营业,根本不理会政府的乱命。
上海的运输业也崩了,包括英美法等国的航运公司,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。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,另一方面则是华北走私太严重,华北那边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。好多南方货物干脆沿铁路北运,然后走私出海,外来进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,然后再发往全国。
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——上海,已经变得死气沉沉,工商、金融、地产全线崩溃。
老百姓的生活也愈发困难,在银元和法币日趋贬值的同时,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。1932年的时候,上海丝厂工人的日薪是6角,1933年变成5角1分,1934年下降到3角8分,1935年勉强涨回了4角。
如今,上海已经在酝酿大罢工了,再不涨工资就要饿死啊。
正当周赫煊回国的时候,左翼文坛再起风波,出现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和“国防文学”之争。具体内容有点敏感,咱们不方便详细叙述,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来了。
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,值此国难当头之际,“左联”在年初自动解散。
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,号召摒弃政治立场一致对外。鲁迅和郭沫若认为,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,都应该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,不管原先是什么人,只要不愿当汉奸,就应团结到一条战线上。至于文学创作,写什么都好,最好与国防有关,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。不过,应该互相批评,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力。
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“左联时期”结束,正式迈入“抗战文学”阶段。
周赫煊紧赶慢赶,还是没赶上参加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的成立大会,只能以私人名义捐赠了10万元救国资金。
自从“一二九运动”之后,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,根本不理会南京政府“敦睦友邦”的号令。
各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走上街头公开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几,国党的特务和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。报纸上,“抗X”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,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前往北方投军抗日。
到了1936年6月,但凡有点脑子的国人都知道,再不奋起抵抗,就要亡国了!
“主战派”情绪高涨的时候,以汪兆铭为代表的“主和派”也变得更加积极,其中胡适也是坚定的“主和派”。
但“主和派”也分为两种,一种是觉得中日两国力量悬殊,中国还没有做好抗战准备,应该徐缓图之,其中以胡适为典型。另一种则心思难测,抱有别样的想法,比如汪兆铭。
汪兆铭此时已经被老蒋一撸到底,没有任何实权可言,但他却高呼“和平”论调上蹿下跳。而汪兆铭的追随者们,也大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,他们必须通过“主和”来重新夺权。
……
南京,憩庐。
康泽跺着地板立正敬礼:“报告委座,卑职康泽受命归来!”
“兆民啊,不用拘礼,”常凯申亲切地笑道,“快坐。”
“是!卑职遵命!”
康泽再次敬礼,屈身坐下,犹如蹲马步一般,屁股只敢虚挨着沙发。
常凯申考教道:“这次去德国学习,有何收获没有?”
康泽蹭的一下站起来,双手捧着本小册子递上:“委座,这是卑职的学习心得。”
“坐下。”
常凯申接过册子却没翻开,而是问道:“你简单说一下。”
康泽再次坐回沙发,腰板挺直道:“报告委座,卑职此次在德国,考察了纳粹党卫军的构架、规章和运行情况。他们有严格的职务和级别,一切都仿效德国陆军。比如党卫军全国总指挥,相当于陆军大奖,普通的党卫队员,相当于陆军列兵。卑职认为,这个很有借鉴意义,力行社别动队也应该制定详细级别……”
“嗯,”常凯申强行打断,“你的想法不错,是应该整顿党卫军职务。还有别的呢?”
康泽猛然间意识到什么,额头疯狂冒汗,他似乎犯了老蒋的忌讳。康泽想要把力行社别动队,发展成中国的“党卫军”,而老蒋明显不愿意再豢养出一头恶虎。
蓝衣社的三权分立好不容易达到平衡,康泽只要敢再揽更大的权,势必会被常凯申彻底抛弃。
康泽忍不住擦了擦汗水,说道:“此次德国之行,卑职被纳粹的纪律性、服从性和爱国精神深深感染。卑职认为,应该在中国加强领袖的权威,让全体国民都团结在委员长的旗帜下……”
康泽说了足足有七八分钟,无非是学希特勒那一套,加强老蒋的独裁统治。
常凯申对此很满意,点头说:“你这次学习还是很有成果的。”
康泽终于放心下来,忍不住又擦了把汗,说道:“委座,我回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,不知是否该禀报。”
“讲。”常凯申道。
康泽说:“卑职亲眼看到,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给周赫煊送行,还送了周赫煊一把希特勒亲自设计的手枪。希特勒再三挽留周赫煊,邀请周赫煊担任元首顾问,好像对周赫煊极为重视。委座,这是国师待遇啊!”
“国师?”常凯申的表情似笑非笑,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把康泽打发走以后,常凯申立即让人拍越洋电报,询问程天放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程天放回电说,希特勒极度重视周赫煊,不但颁给了帝国总理勋章,而且对周赫煊有求必应,两人应该是结为了私交挚友。
常凯申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,但对周赫煊却不敢再小看。至少可以利用周赫煊,加强与德国的外交关系,说不定关键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。
思虑片刻,常凯申叫来侍从秘书:“安排一下,我要给周赫煊颁发一等卿云勋章。”
在国党败走台湾以前,所有非战斗类勋章当中,“采玉勋章”是最高级别,其次就要属“卿云勋章”了。
一等采玉章只颁发给国内外元首,所以周赫煊只得到了二等采玉章。现在老蒋直接颁发一等卿云章,那绝对是天大的“恩赐”,只要周赫煊把一等卿云章戴在胸口,整个国统区都可以横着走。
卿云勋章共分为九等,授予功勋卓著的公务员,以及对国家社会贡献极大的非公务员和外籍人士。周赫煊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,按理说是必须要表示一下的,只看具体颁发几等章而已。
从老蒋北伐成功到现在,貌似还没给任何人颁发给一等卿云章,直到抗战即将胜利,他才一口气颁发了九枚。
周赫煊算是独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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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赫煊当然不敢带着老婆坐洲际飞机,万一落下来就好玩了,还是老老实实的乘火车再转走海路吧。
一路上,康泽都在找机会套话,想要了解周赫煊和希特勒之间的具体情况。周赫煊各种糊弄打哈哈,只说自己跟希特勒谈得比较来,绝口不提什么三眼神族的事情。
康泽这家伙满手血腥,死在他命令下的无辜百姓以万为单位。若论残暴和血腥程度,戴笠给康泽提鞋都不配,枪毙他一百遍都死有余辜。
这种人,周赫煊一向敬而远之,连打交道的兴趣都没有。
当然也不能得罪,周赫煊尽量保持着距离,以写文章为理由,整天把自己关在船舱里不露面。
他们这趟坐的是快船,仅用三个星期就抵达上海。
上海的市面上一片萧条,拜白银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潮所致,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轻工业都趋于崩溃,棉纺行业直接倒退回辛亥革命时期。就拿上海的棉纱业来说,市面上交易的超过八成是日货,只有“申新”等少数国产品牌能够存活。
原因很简单,白银危机导致银根不足,工厂资金链断裂,民族企业纷纷破产,日货趁机侵占中国市场。
而四大家族不但通过货币改革赚得盆满钵满,还利用行政命令大肆盘剥巨额利润。比如茶叶和渔业,政府强行要求统制运销,说白了就是以政治手段实现行业垄断。
商人们已经快被逼疯了,咱们前面讲到的茶叶大王唐季珊,直接拉着14家茶栈跳反,坚决抵制政府命令。各大渔业公司和普通渔民,也坚持自由营业,根本不理会政府的乱命。
上海的运输业也崩了,包括英美法等国的航运公司,生意那都是一落千丈。原因一方面是经济不景气,另一方面则是华北走私太严重,华北那边几乎成了三不管地带。好多南方货物干脆沿铁路北运,然后走私出海,外来进口商品也基本走私到天津,然后再发往全国。
作为远东最繁荣的城市——上海,已经变得死气沉沉,工商、金融、地产全线崩溃。
老百姓的生活也愈发困难,在银元和法币日趋贬值的同时,人民的收入竟逐年下降。1932年的时候,上海丝厂工人的日薪是6角,1933年变成5角1分,1934年下降到3角8分,1935年勉强涨回了4角。
如今,上海已经在酝酿大罢工了,再不涨工资就要饿死啊。
正当周赫煊回国的时候,左翼文坛再起风波,出现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和“国防文学”之争。具体内容有点敏感,咱们不方便详细叙述,反正就是左翼文人自己吵起来了。
面对日寇的步步紧逼,值此国难当头之际,“左联”在年初自动解散。
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,号召摒弃政治立场一致对外。鲁迅和郭沫若认为,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作家,都应该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,不管原先是什么人,只要不愿当汉奸,就应团结到一条战线上。至于文学创作,写什么都好,最好与国防有关,不写直接与国防有关的人事也无妨。不过,应该互相批评,无产阶级保留批评的权力。
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“左联时期”结束,正式迈入“抗战文学”阶段。
周赫煊紧赶慢赶,还是没赶上参加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的成立大会,只能以私人名义捐赠了10万元救国资金。
自从“一二九运动”之后,全国都掀起了抗日救亡浪潮,根本不理会南京政府“敦睦友邦”的号令。
各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走上街头公开高喊抗日者不知凡几,国党的特务和警察根本就抓不过来。报纸上,“抗X”字眼出现得越来越频繁,许多爱国人士自发前往北方投军抗日。
到了1936年6月,但凡有点脑子的国人都知道,再不奋起抵抗,就要亡国了!
“主战派”情绪高涨的时候,以汪兆铭为代表的“主和派”也变得更加积极,其中胡适也是坚定的“主和派”。
但“主和派”也分为两种,一种是觉得中日两国力量悬殊,中国还没有做好抗战准备,应该徐缓图之,其中以胡适为典型。另一种则心思难测,抱有别样的想法,比如汪兆铭。
汪兆铭此时已经被老蒋一撸到底,没有任何实权可言,但他却高呼“和平”论调上蹿下跳。而汪兆铭的追随者们,也大都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,他们必须通过“主和”来重新夺权。
……
南京,憩庐。
康泽跺着地板立正敬礼:“报告委座,卑职康泽受命归来!”
“兆民啊,不用拘礼,”常凯申亲切地笑道,“快坐。”
“是!卑职遵命!”
康泽再次敬礼,屈身坐下,犹如蹲马步一般,屁股只敢虚挨着沙发。
常凯申考教道:“这次去德国学习,有何收获没有?”
康泽蹭的一下站起来,双手捧着本小册子递上:“委座,这是卑职的学习心得。”
“坐下。”
常凯申接过册子却没翻开,而是问道:“你简单说一下。”
康泽再次坐回沙发,腰板挺直道:“报告委座,卑职此次在德国,考察了纳粹党卫军的构架、规章和运行情况。他们有严格的职务和级别,一切都仿效德国陆军。比如党卫军全国总指挥,相当于陆军大奖,普通的党卫队员,相当于陆军列兵。卑职认为,这个很有借鉴意义,力行社别动队也应该制定详细级别……”
“嗯,”常凯申强行打断,“你的想法不错,是应该整顿党卫军职务。还有别的呢?”
康泽猛然间意识到什么,额头疯狂冒汗,他似乎犯了老蒋的忌讳。康泽想要把力行社别动队,发展成中国的“党卫军”,而老蒋明显不愿意再豢养出一头恶虎。
蓝衣社的三权分立好不容易达到平衡,康泽只要敢再揽更大的权,势必会被常凯申彻底抛弃。
康泽忍不住擦了擦汗水,说道:“此次德国之行,卑职被纳粹的纪律性、服从性和爱国精神深深感染。卑职认为,应该在中国加强领袖的权威,让全体国民都团结在委员长的旗帜下……”
康泽说了足足有七八分钟,无非是学希特勒那一套,加强老蒋的独裁统治。
常凯申对此很满意,点头说:“你这次学习还是很有成果的。”
康泽终于放心下来,忍不住又擦了把汗,说道:“委座,我回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消息,不知是否该禀报。”
“讲。”常凯申道。
康泽说:“卑职亲眼看到,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给周赫煊送行,还送了周赫煊一把希特勒亲自设计的手枪。希特勒再三挽留周赫煊,邀请周赫煊担任元首顾问,好像对周赫煊极为重视。委座,这是国师待遇啊!”
“国师?”常凯申的表情似笑非笑,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把康泽打发走以后,常凯申立即让人拍越洋电报,询问程天放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程天放回电说,希特勒极度重视周赫煊,不但颁给了帝国总理勋章,而且对周赫煊有求必应,两人应该是结为了私交挚友。
常凯申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,但对周赫煊却不敢再小看。至少可以利用周赫煊,加强与德国的外交关系,说不定关键时候还能派上大用场。
思虑片刻,常凯申叫来侍从秘书:“安排一下,我要给周赫煊颁发一等卿云勋章。”
在国党败走台湾以前,所有非战斗类勋章当中,“采玉勋章”是最高级别,其次就要属“卿云勋章”了。
一等采玉章只颁发给国内外元首,所以周赫煊只得到了二等采玉章。现在老蒋直接颁发一等卿云章,那绝对是天大的“恩赐”,只要周赫煊把一等卿云章戴在胸口,整个国统区都可以横着走。
卿云勋章共分为九等,授予功勋卓著的公务员,以及对国家社会贡献极大的非公务员和外籍人士。周赫煊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,按理说是必须要表示一下的,只看具体颁发几等章而已。
从老蒋北伐成功到现在,貌似还没给任何人颁发给一等卿云章,直到抗战即将胜利,他才一口气颁发了九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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