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10【低调俱乐部】
南京,西流湾8号,花园洋房别墅。
在别墅的花坊下边,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。这间地下室不但宽敞,且通风干燥,装潢华丽,有沙发、电灯、风扇、桌椅、茶几等一应物品,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。
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,热情招呼道:“来来来,法国进口的红酒,正宗的21年波尔多。”
“那可真是好酒啊!”梅思平立即赞叹。此君宽额长脸,颧骨高耸,眼睛贼小,笑起来带着奸猾之相,严肃时又给人一种滑稽之感。
跟后世装逼要说82年红酒不同,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,次一级则是21年的,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。
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,大笑道:“我喝不来这味道,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口味。”
杨肇熉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,他笑道:“希圣兄,这洋人的红酒,得慢慢品才有味道,你刚才喝得太急了。”
“慢品太过无趣,大丈夫喝酒就该一口干!”陶希圣说着就仰脖子,把小半杯红酒全灌进肚子里,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。
暴殄天物啊!
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儿,顺着话说:“这国事就如喝红酒,不能太急,一急就没滋味,一急就要坏事!”
梅思平附和道:“周兄说得在理。现在全国上下都闹着要抗日,那些高呼抗日口号的,要么是莽夫,要么是别有用心者。他们偏激、执拗、诞妄、幼稚,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进步。依我之见,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,一旦爆发战争,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。凡高呼抗日者,皆乃国贼也!”
“思平所说,真乃金石之言!”周佛海拍手赞叹。
说白了,在座的四人都属于“主和派”。
中国“主和派”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,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,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,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。
此派人物以汪兆铭为首,刚开始主张“一面交涉、一面抵抗”;《塘沽协定》签署后主张“困守待援”,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;现在则高呼“中日提携”,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。
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,不止有汪兆铭、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奸。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适、张君劢,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,此时都属于“主和派”。
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,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。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,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会,交流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。
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,叫做“低调俱乐部”,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进高调分子的不同。
只不过,当“淞沪会战”结束以后,浇灭了日本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嚣张气焰。胡适、张君劢等人因此得以重获信心,积极主张抵抗到底,而汪兆铭、周佛海等人则做了汉奸。
陶希圣此时翻阅着新出炉的《非攻》杂志,不屑地说:“这种刊物误国误民,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,早该禁掉了!”
梅思平叹息说:“也不知周赫煊给委员长灌了什么迷魂汤,居然忍耐他至今。国贼不除,中国必亡!”
“哈哈,周明诚这次可惨了,必然名声丧尽,”周佛海笑道,“还要多亏了肇熉兄。”
杨肇熉谦虚道:“我只是顺手而为,当不起周兄谬赞。”
杨肇熉,政坛女强人郑毓秀的姐夫,靠裙带关系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长。此人的人品很有些问题,胡适已经跟他绝交了,要知道胡适可是个好好先生,他是不会轻易跟人绝交的。
顺便一提,杨肇熉的老挑(郑毓秀之夫)魏道明也是“主和派”,魏道明后来还做了台湾第一任省主席。
周赫煊这次被上海法院飞快发传票,就是杨肇熉搞的鬼。法院那边收到张达民的起诉书,本来拿不准是否该立案,结果杨肇熉正好知道此事,立即亲自过问,督促属下尽快发传票开庭。
周赫煊和杨肇熉有过节吗?
没有。
周赫煊甚至跟杨肇熉的小姨子郑毓秀见过一面,当时大家共同参加洋人太太的沙龙——就是有宋美龄现身那次。虽然关系不熟,但彼此印象甚佳,周赫煊与郑毓秀都比较敬佩对方。
那杨肇熉为什么要坑害周赫煊呢?
原因很简单,因为周赫煊及其《非攻》杂志,已经成为中国“主战派”的一面旗帜,激进的“主和派”们必须把他打倒!
包括周佛海、杨肇熉、陶希圣、梅思平在内的许多“主和派”,都觉得自己是为国为民,而周赫煊则是把中国引向深渊的国贼。他们认为中国输不起,中日之战不能打,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。
所以,他们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声,让国人知道周赫煊的丑陋嘴脸,从而降低《非攻》杂志的公信力和美誉度。
说一千道一万,立场和理念不同。
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,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,一旦碰到机会绝不放过。
梅思平说:“周先生,报社那边还要加把劲啊,许多大报都不想得罪周赫煊,甚至就连《中央日报》都没有介入。”
周佛海笑道:“放心吧,汪院长(汪兆铭)那边已经沟通好了。最早明天,《中央日报》就要刊发社论,严厉批评周赫煊的低劣品德。”
“不仅要搞倒周赫煊,我们还要创立自己核心刊物,”陶希圣说,“胡适创办了《独立评论》,周赫煊创立了《非攻》杂志。前者的政论文章还算客观,后者竟一味鼓吹抗日,这如何能忍?我们也要创办一个刊物,宣传我们的主张,让那些叫嚣抗日的莽夫们冷静冷静!只有隐忍,中国才有出头之日。勾践能够卧薪尝胆十年,现在的中国又怎能急于一时?”
周佛海皱眉道:“可现在的主流舆论就是鼓吹抗日,我们要是办一个主张和平的刊物,恐怕会面临千夫所指。”
陶希圣说:“我们不要直接反对抗日,可以讨论中国文化,讨论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,将我们的救国思想慢慢的渗透在其中。”
“这主意好!”梅思平拍手大赞。
陶希圣和梅思平属于不打不相识的冤家,两人曾经打笔仗互怼好几年,现在却因同样的政治主张走到一起。
历史上,陶希圣主办的《文化建设》杂志,还有两个月就要创刊。他在杂志中声称: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,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。因此,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,要使中国的政治、社会和思想都有中国特征,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。
这个观点并不算错误,只是陶希圣太过保守了,属于坚定的守旧派。他后来又跟周佛海创办“艺文研究会”,专门分析讨论国际和抗日问题,讨论来、分析去,思想越来越悲观,于是两人都做了汉奸。
不管是陶希圣,还是周佛海,他们现在并非一心卖国,反而认为自己是在救国。而救国,就必须隐忍,不能激怒日本,所以积极主战的周赫煊必须打倒!
要打倒周赫煊这种享誉国际的大学者,只能选择从私德下手,最好一次性搞臭,让大家都知道周赫煊是个伪君子。
周佛海再次举起酒杯,语气热诚的高呼:“来,让我们为了中国的未来,让我们为了民族的崛起,共饮瓷杯!”
“干杯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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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别墅的花坊下边,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。这间地下室不但宽敞,且通风干燥,装潢华丽,有沙发、电灯、风扇、桌椅、茶几等一应物品,甚至还有一个大书柜和一个大酒柜。
别墅的主人周佛海亲自为客人倒酒,热情招呼道:“来来来,法国进口的红酒,正宗的21年波尔多。”
“那可真是好酒啊!”梅思平立即赞叹。此君宽额长脸,颧骨高耸,眼睛贼小,笑起来带着奸猾之相,严肃时又给人一种滑稽之感。
跟后世装逼要说82年红酒不同,此时的极品红酒是00年的,次一级则是21年的,一口就抵普通工人一年的薪水。
陶希圣端起酒杯轻轻一呷,大笑道:“我喝不来这味道,还是中国的白酒更合口味。”
杨肇熉是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,他笑道:“希圣兄,这洋人的红酒,得慢慢品才有味道,你刚才喝得太急了。”
“慢品太过无趣,大丈夫喝酒就该一口干!”陶希圣说着就仰脖子,把小半杯红酒全灌进肚子里,看得周佛海这个主人直心疼。
暴殄天物啊!
周佛海捂住流血的小心肝儿,顺着话说:“这国事就如喝红酒,不能太急,一急就没滋味,一急就要坏事!”
梅思平附和道:“周兄说得在理。现在全国上下都闹着要抗日,那些高呼抗日口号的,要么是莽夫,要么是别有用心者。他们偏激、执拗、诞妄、幼稚,较之义和团时代并无进步。依我之见,中国根本没有做好抗日的准备,一旦爆发战争,就是国家民族的末日。凡高呼抗日者,皆乃国贼也!”
“思平所说,真乃金石之言!”周佛海拍手赞叹。
说白了,在座的四人都属于“主和派”。
中国“主和派”是在长城抗战失败后兴起的,他们认为中国的军队战斗力低下,与日军作战纯属以卵击石,近乎于毫无意义的牺牲。
此派人物以汪兆铭为首,刚开始主张“一面交涉、一面抵抗”;《塘沽协定》签署后主张“困守待援”,希望得到欧美列强的支持;现在则高呼“中日提携”,主张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。
持此观点的人还很多,不止有汪兆铭、周佛海这类今后的大汉奸。跟周赫煊交情很好的胡适、张君劢,以及名声极好的顾维钧,此时都属于“主和派”。
他们对中日战争的前景是悲观的,看不到丝毫胜利的希望。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,这些人经常在周佛海的地下室聚会,交流自己对战争和政治的看法。
后来胡适给他们这些人取了个雅号,叫做“低调俱乐部”,以此来显示自己与那些激进高调分子的不同。
只不过,当“淞沪会战”结束以后,浇灭了日本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嚣张气焰。胡适、张君劢等人因此得以重获信心,积极主张抵抗到底,而汪兆铭、周佛海等人则做了汉奸。
陶希圣此时翻阅着新出炉的《非攻》杂志,不屑地说:“这种刊物误国误民,会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,早该禁掉了!”
梅思平叹息说:“也不知周赫煊给委员长灌了什么迷魂汤,居然忍耐他至今。国贼不除,中国必亡!”
“哈哈,周明诚这次可惨了,必然名声丧尽,”周佛海笑道,“还要多亏了肇熉兄。”
杨肇熉谦虚道:“我只是顺手而为,当不起周兄谬赞。”
杨肇熉,政坛女强人郑毓秀的姐夫,靠裙带关系才做了上海地方法院院长。此人的人品很有些问题,胡适已经跟他绝交了,要知道胡适可是个好好先生,他是不会轻易跟人绝交的。
顺便一提,杨肇熉的老挑(郑毓秀之夫)魏道明也是“主和派”,魏道明后来还做了台湾第一任省主席。
周赫煊这次被上海法院飞快发传票,就是杨肇熉搞的鬼。法院那边收到张达民的起诉书,本来拿不准是否该立案,结果杨肇熉正好知道此事,立即亲自过问,督促属下尽快发传票开庭。
周赫煊和杨肇熉有过节吗?
没有。
周赫煊甚至跟杨肇熉的小姨子郑毓秀见过一面,当时大家共同参加洋人太太的沙龙——就是有宋美龄现身那次。虽然关系不熟,但彼此印象甚佳,周赫煊与郑毓秀都比较敬佩对方。
那杨肇熉为什么要坑害周赫煊呢?
原因很简单,因为周赫煊及其《非攻》杂志,已经成为中国“主战派”的一面旗帜,激进的“主和派”们必须把他打倒!
包括周佛海、杨肇熉、陶希圣、梅思平在内的许多“主和派”,都觉得自己是为国为民,而周赫煊则是把中国引向深渊的国贼。他们认为中国输不起,中日之战不能打,就算要打也越晚越好。
所以,他们想要搞臭周赫煊的名声,让国人知道周赫煊的丑陋嘴脸,从而降低《非攻》杂志的公信力和美誉度。
说一千道一万,立场和理念不同。
这比私人仇怨更可怕,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,一旦碰到机会绝不放过。
梅思平说:“周先生,报社那边还要加把劲啊,许多大报都不想得罪周赫煊,甚至就连《中央日报》都没有介入。”
周佛海笑道:“放心吧,汪院长(汪兆铭)那边已经沟通好了。最早明天,《中央日报》就要刊发社论,严厉批评周赫煊的低劣品德。”
“不仅要搞倒周赫煊,我们还要创立自己核心刊物,”陶希圣说,“胡适创办了《独立评论》,周赫煊创立了《非攻》杂志。前者的政论文章还算客观,后者竟一味鼓吹抗日,这如何能忍?我们也要创办一个刊物,宣传我们的主张,让那些叫嚣抗日的莽夫们冷静冷静!只有隐忍,中国才有出头之日。勾践能够卧薪尝胆十年,现在的中国又怎能急于一时?”
周佛海皱眉道:“可现在的主流舆论就是鼓吹抗日,我们要是办一个主张和平的刊物,恐怕会面临千夫所指。”
陶希圣说:“我们不要直接反对抗日,可以讨论中国文化,讨论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,将我们的救国思想慢慢的渗透在其中。”
“这主意好!”梅思平拍手大赞。
陶希圣和梅思平属于不打不相识的冤家,两人曾经打笔仗互怼好几年,现在却因同样的政治主张走到一起。
历史上,陶希圣主办的《文化建设》杂志,还有两个月就要创刊。他在杂志中声称:中华民族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,已经失去存在的依据。因此,要使中国在文化领域中抬头,要使中国的政治、社会和思想都有中国特征,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。
这个观点并不算错误,只是陶希圣太过保守了,属于坚定的守旧派。他后来又跟周佛海创办“艺文研究会”,专门分析讨论国际和抗日问题,讨论来、分析去,思想越来越悲观,于是两人都做了汉奸。
不管是陶希圣,还是周佛海,他们现在并非一心卖国,反而认为自己是在救国。而救国,就必须隐忍,不能激怒日本,所以积极主战的周赫煊必须打倒!
要打倒周赫煊这种享誉国际的大学者,只能选择从私德下手,最好一次性搞臭,让大家都知道周赫煊是个伪君子。
周佛海再次举起酒杯,语气热诚的高呼:“来,让我们为了中国的未来,让我们为了民族的崛起,共饮瓷杯!”
“干杯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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