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72【修身、治国和心理学】
弗洛伊德的学说是颠覆传统的,把数千年来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碾得粉碎。
《梦的解析》出版以后,八年时间总销量只有600本,可想而知其推广难度有多大。《性学三论》的出版,欧洲社会更是把弗洛伊德视为满脑子淫邪思想的下流胚,医学机构甚至联合起来抵制他,导致弗洛伊德成为学界最不受欢迎的人。
直到弗洛伊德都快满60岁了,终于收到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邀请,在美国举办了一系列讲座,他本人的学说因此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。
弗洛伊德当时是很兴奋的,辛辛苦苦几十年,终于熬出头了。
但也仅此而已,美国的认可,并不代表欧洲的认可。因为美国是科学和艺术的蛮荒之地,欧洲三流学者过去都被奉为上宾,弗洛伊德在欧洲依旧属于歪门邪道。
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,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,促进了欧洲心理学研究的繁荣进步,弗洛伊德才终于媳妇熬成婆。
为什么弗洛伊德的学术生涯如此坎坷?
很简单,很少有人能正视自己的欲望,更不愿承认自己“肮脏”的一面。
周赫煊同样如此,他才不想被精神分析,那就好像赤条条展现在别人眼前,什么隐私都曝光出来了。他笑嘻嘻地说:“等我出现精神疾病时,再来请你做精神分析吧。”
弗洛伊德说:“周,你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。精神分析并不一定要有精神疾病,健康的时候依旧可以进行,它能调整人的思想和情绪状态。就像定期看牙医一样,这是对健康的维护保养。我每天都坚持给自己做精神分析,所以我的精神一直很健康。即便我已经患了口腔癌近十年,经历过多次痛苦的手术,但我却能以平常心对待癌症。”
“抱歉,我还是不希望自己的精神被人研究。”周赫煊婉言拒绝道。
爱因斯坦插话说:“我坚决支持周,人可以自我调节,并不一定需要心理学家来帮忙。”
弗洛伊德耸耸肩:“好吧,我放弃。”
周赫煊笑道:“我们还是来聊聊其他吧,比如历史,或者宗教。”
听到这话,弗洛伊德高兴地说:“你有看我最近几年的研究作品?”
周赫煊道:“略微有些了解。”
弗洛伊德已经快80岁了,但他的心理学研究从未停止,这些年的研究对象,已经从个人转向宗教、社会、文化和历史方面。比如《一种幻想的未来》,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探讨宗教,认为宗教是一种幻想,是人类必须摆脱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病阶段。又比如《文明及其不满》,主要阐述文明与本能的联系与对立。
弗洛伊德说:“周,我读过你和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系列论文,你们是从哲学角度分析阐述人类文明。而我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它,文明是服务于爱欲的过程,爱欲的目标是把人类个体、家庭、种族、民族和国家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,一个人类的统一体,这就是人类的本来面目。它源于生存的本能,人类生的本能推动了文明和社会的形成。”
罗曼罗兰道:“我很赞同这个观点,人类的欲望推动者社会和文明发展,但有时候欲望也会带来毁灭和退步。”
“比如战争。”爱因斯坦说。
弗洛伊德道:“战争也源于本能。人类有两大本能,一个是生存本能,一个是死亡本能。死亡本能赋予人类以进攻性和毁灭性,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斗争,是爱神与死神之间的斗争,也是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。”
周赫煊皱眉说:“但我觉得,以前的殖民战争,20年前的欧洲大战,以及现在日本侵略中国,都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掠夺。这种掠夺是在争抢利益空间,也是生存本能在驱使,跟死亡本能没有多大关系。”
“不不不,”弗洛伊德连连摇头,“死亡本能的表现有内外两种,对内表现为消极、自我放逐、自我惩戒、自虐甚至是自杀行为,而对外则表现为破坏与攻击。战争可以算是死亡本能向外发展的终极体现,其中虽然也包含着生存本能因素,但不管有多少理性主义动机,其中的毁灭欲望都占据最大分量。”
周赫煊问道:“那如果一个爱国者,为了保卫国家、保护文化、保护家庭和亲人,自发地踏上战场呢?他的行为也是死亡本能在驱使吗?”
“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复杂,”弗洛伊德道,“爱国者在踏上战场前,他的动机源于爱的本能,也就是生存本能,这是一种扼制战争的行为。但当他踏上战场以后,一切爱的本能都会被忽略,变成由死亡本能来主导。你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,不应该有善恶的道德观念,要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。本能就是本能,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,它不应该有善恶之分。只不过,爱的本能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,而死亡本能带来的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。”
罗曼罗兰问:“那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,要如何制止和避免战争呢?”
“理性与道德,”弗洛伊德说,“人和动物都有本能,而人除了拥有本能之外,还有自我和超我意识。自我意识是后天形成的,它给人带来理性,让人懂得趋吉避险。而超我意识更是让人拥有伦理道德,比如周所说的爱国者,这就是一种超我在主导行动。想要避免和终止战争,需要用理性来认识战争的可怕,需要用道德来压制死亡本能带来的毁灭欲望。最可取的办法,就是用理性与道德来制定一套规则,让所有国家和人类都去遵守,不敢轻易破坏这种规则而发动战争。”
周赫煊感觉好有道理,居然无言以对。
弗洛伊德又说:“其实不仅是战争,人类文明社会也是如此。社会充斥着人的非理性,每个人都出生在非理性的社会,并且慢慢被约束和改造,被伦理、道德、风俗所束缚。人影响社会,社会又影响人,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,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能够超脱出来,并对社会造成良性的影响。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,导致个体反对全体,或者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。每个人或多或少,都会生出毁灭世界的念头,而被道德伦理约束后,这种毁灭世界的念头就会对内转为消极自毁。这种进攻本能,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,它是和爱的本能共存的,一起享有着对世界的统治权。向前发展的社会文明,就是爱的本能与良好的道德伦理,所带来的积极影响;而倒退衰落的社会文明,则是死亡本能与坏的道德伦理,带来的消极的影响。无论是人,还是文明、社会与国家,都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爱的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平衡。”
“我明白了,修身与治国之道,就是学会运用这种平衡。”周赫煊茅塞顿开,感觉受益匪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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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梦的解析》出版以后,八年时间总销量只有600本,可想而知其推广难度有多大。《性学三论》的出版,欧洲社会更是把弗洛伊德视为满脑子淫邪思想的下流胚,医学机构甚至联合起来抵制他,导致弗洛伊德成为学界最不受欢迎的人。
直到弗洛伊德都快满60岁了,终于收到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邀请,在美国举办了一系列讲座,他本人的学说因此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。
弗洛伊德当时是很兴奋的,辛辛苦苦几十年,终于熬出头了。
但也仅此而已,美国的认可,并不代表欧洲的认可。因为美国是科学和艺术的蛮荒之地,欧洲三流学者过去都被奉为上宾,弗洛伊德在欧洲依旧属于歪门邪道。
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,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,促进了欧洲心理学研究的繁荣进步,弗洛伊德才终于媳妇熬成婆。
为什么弗洛伊德的学术生涯如此坎坷?
很简单,很少有人能正视自己的欲望,更不愿承认自己“肮脏”的一面。
周赫煊同样如此,他才不想被精神分析,那就好像赤条条展现在别人眼前,什么隐私都曝光出来了。他笑嘻嘻地说:“等我出现精神疾病时,再来请你做精神分析吧。”
弗洛伊德说:“周,你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。精神分析并不一定要有精神疾病,健康的时候依旧可以进行,它能调整人的思想和情绪状态。就像定期看牙医一样,这是对健康的维护保养。我每天都坚持给自己做精神分析,所以我的精神一直很健康。即便我已经患了口腔癌近十年,经历过多次痛苦的手术,但我却能以平常心对待癌症。”
“抱歉,我还是不希望自己的精神被人研究。”周赫煊婉言拒绝道。
爱因斯坦插话说:“我坚决支持周,人可以自我调节,并不一定需要心理学家来帮忙。”
弗洛伊德耸耸肩:“好吧,我放弃。”
周赫煊笑道:“我们还是来聊聊其他吧,比如历史,或者宗教。”
听到这话,弗洛伊德高兴地说:“你有看我最近几年的研究作品?”
周赫煊道:“略微有些了解。”
弗洛伊德已经快80岁了,但他的心理学研究从未停止,这些年的研究对象,已经从个人转向宗教、社会、文化和历史方面。比如《一种幻想的未来》,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探讨宗教,认为宗教是一种幻想,是人类必须摆脱的一种强迫性神经病阶段。又比如《文明及其不满》,主要阐述文明与本能的联系与对立。
弗洛伊德说:“周,我读过你和汤因比的《历史研究》系列论文,你们是从哲学角度分析阐述人类文明。而我试图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它,文明是服务于爱欲的过程,爱欲的目标是把人类个体、家庭、种族、民族和国家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,一个人类的统一体,这就是人类的本来面目。它源于生存的本能,人类生的本能推动了文明和社会的形成。”
罗曼罗兰道:“我很赞同这个观点,人类的欲望推动者社会和文明发展,但有时候欲望也会带来毁灭和退步。”
“比如战争。”爱因斯坦说。
弗洛伊德道:“战争也源于本能。人类有两大本能,一个是生存本能,一个是死亡本能。死亡本能赋予人类以进攻性和毁灭性,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斗争,是爱神与死神之间的斗争,也是生存本能与死亡本能之间的斗争。”
周赫煊皱眉说:“但我觉得,以前的殖民战争,20年前的欧洲大战,以及现在日本侵略中国,都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掠夺。这种掠夺是在争抢利益空间,也是生存本能在驱使,跟死亡本能没有多大关系。”
“不不不,”弗洛伊德连连摇头,“死亡本能的表现有内外两种,对内表现为消极、自我放逐、自我惩戒、自虐甚至是自杀行为,而对外则表现为破坏与攻击。战争可以算是死亡本能向外发展的终极体现,其中虽然也包含着生存本能因素,但不管有多少理性主义动机,其中的毁灭欲望都占据最大分量。”
周赫煊问道:“那如果一个爱国者,为了保卫国家、保护文化、保护家庭和亲人,自发地踏上战场呢?他的行为也是死亡本能在驱使吗?”
“你说的这个情况很复杂,”弗洛伊德道,“爱国者在踏上战场前,他的动机源于爱的本能,也就是生存本能,这是一种扼制战争的行为。但当他踏上战场以后,一切爱的本能都会被忽略,变成由死亡本能来主导。你在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,不应该有善恶的道德观念,要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待。本能就是本能,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,它不应该有善恶之分。只不过,爱的本能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,而死亡本能带来的影响则主要是消极的。”
罗曼罗兰问:“那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,要如何制止和避免战争呢?”
“理性与道德,”弗洛伊德说,“人和动物都有本能,而人除了拥有本能之外,还有自我和超我意识。自我意识是后天形成的,它给人带来理性,让人懂得趋吉避险。而超我意识更是让人拥有伦理道德,比如周所说的爱国者,这就是一种超我在主导行动。想要避免和终止战争,需要用理性来认识战争的可怕,需要用道德来压制死亡本能带来的毁灭欲望。最可取的办法,就是用理性与道德来制定一套规则,让所有国家和人类都去遵守,不敢轻易破坏这种规则而发动战争。”
周赫煊感觉好有道理,居然无言以对。
弗洛伊德又说:“其实不仅是战争,人类文明社会也是如此。社会充斥着人的非理性,每个人都出生在非理性的社会,并且慢慢被约束和改造,被伦理、道德、风俗所束缚。人影响社会,社会又影响人,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,只有少数意志坚强的人能够超脱出来,并对社会造成良性的影响。人类天生的进攻本能,导致个体反对全体,或者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。每个人或多或少,都会生出毁灭世界的念头,而被道德伦理约束后,这种毁灭世界的念头就会对内转为消极自毁。这种进攻本能,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,它是和爱的本能共存的,一起享有着对世界的统治权。向前发展的社会文明,就是爱的本能与良好的道德伦理,所带来的积极影响;而倒退衰落的社会文明,则是死亡本能与坏的道德伦理,带来的消极的影响。无论是人,还是文明、社会与国家,都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爱的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平衡。”
“我明白了,修身与治国之道,就是学会运用这种平衡。”周赫煊茅塞顿开,感觉受益匪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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