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60【扒电车公司的黑底】
“听广播喽!”
“听广播喽!”
民国时期的老百姓,晚饭吃得很早,不等天色黑尽就已经吃完了。原因很简单,天黑了需要点灯,要么费电、要么费油,早点吃饭能够省下一笔可观的支出。
每当到了天黑之际,天津的底层百姓就端着小板凳外出,来到附近的店铺听广播。这是他们难得的休闲娱乐时光,带着劳累一天的疲惫,听几段相声、听几段京剧、听几首流行歌,就仿佛是享受了神仙日子。
袁三儿带着去年刚娶的小媳妇,乐呵呵来到巷口的杂货铺,这里门口坐满了人,从台阶一直延伸到街边。两边则是卖麻花、糖堆儿、瓜子、糖水的摊位,经常有人买上些吃食,小摊生意还算不错。
自从日本在天津挑动暴乱,天津的经济大受打击,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。袁三儿虽然舍不得花钱,但还是对老婆说:“鲜儿,你要吃瓜子儿还是麻花儿?”
鲜儿瞅着零食摊咽了咽口水,笑道:“费那个钱干啥,听听广播就得了。我现在怀着孕,留着钱给咱们的孩子,以后供他读书不是更好?”
“就是怀孕了才要多补补,”袁三儿不等妻子反对,就走到瓜子摊前,掏出两枚铜板说,“称些瓜子儿。”
“好嘞!”
摊主也不嫌钱少,抓了一小把瓜子放在秤盘里,挑挑拣拣,扬着秤杆说:“秤旺着呢!”
袁三儿连忙托着衣摆接瓜子,献宝似的捧回去给媳妇儿:“鲜儿,快尝尝,这瓜子儿可好吃了。”
“嗯。三哥,你也吃。”鲜儿的俏脸笑开了花。
小市民有小市民的生活,一段广播、一把瓜子,就足以让他们对生活感到满足。
“久大精盐,中国驰名品牌,远销南洋的国货骄傲!”
“一碗喉温润,两碗破孤闷,三碗搜枯肠,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……程裕新茶号天津店隆重开业,正宗徽茶老字号,胡适先生喝了都说好。”
“……”
广告足足播了三分钟,有人抱怨道:“现在这广播,广告真是越来越多了!”
旁边立即有人反驳:“人家周先生开广播公司,免费给你听曲儿听相声,还不许别人打广告?”
“就是,这广告多点才好。要是接不到广告,广播公司关门歇业了,大家伙儿上哪儿听节目去!”众人纷纷附和。
如今天津的广播公司主要有两家,除了周赫煊的中华广播外,上海那边也来天津开了分公司。但老百姓还是更爱听中华广播,一来大家念旧,二来中华广播的节目更有意思。
广告结束后是一段京剧选段,袁三儿乐呵呵听着,不时看看身边的媳妇儿,感觉生活充满了滋味。
突然,广播里传来陌生而熟悉的声音:“听众朋友们,大家好,现在是《晚七点闲话》时间,我是主持人周赫煊……”
“哗!”
店铺前的人轰动起来,他们虽然只是小老百姓,却也久仰周赫煊的大名。办广播且不说了,去年周赫煊运了好几船的粮食来天津,发往北方的各大灾区,那可是引起了大轰动,人人都说周先生是活菩萨。
“这回值了,周先生亲自做广播!”
“人家可是大学者、大人物,居然还来给咱们这些凑闷子。”
“周先生大善人啊,我听山东的亲戚说,那边已经有人给周先生立长生牌位了。”
“胡同口算命的刘瞎子说,周先生是文曲星转世,那可了不得!”
“我侄子还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学念书,每天中午有糙面馒头吃。那小子不仅长得壮了,学问也见长,报纸上的字儿都认得。”
“……”
只听周赫煊的声音继续从收音机里传出:“从一月份开始,天津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,无疑就是电车涨价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几位嘉宾,美国哈佛大学博士、清华法学院长陈岱荪先生,欢迎陈博士来中华电台做客!”
陈岱荪说道:“大家好,我是陈岱荪。”
周赫煊又说:“还有英国伦敦大学博士、国际知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,欢迎陶先生。”
陶孟和笑道:“听众朋友们好,我是陶孟和。”
周赫煊继续说道:“最后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,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先生。张先生你好!”
张奚若说:“周先生好,大家好,我是张奚若。”
三位嘉宾介绍完毕,不管是普通老百姓,还是白领中产阶级,都对这个节目肃然起敬。全是西方知名大学的博士、硕士啊,平时很难见到的,能听他们聊天也是件幸事。
周赫煊开始说到正题:“张教授,你对天津电车涨价风波怎么看?”
张奚若道:“这涨价涨得毫无道理,我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。以天津普通人的经济收入,跟电车公司涨价之后的票价,是完全不相符的。事实上,天津的电车票价,这十年来连续上涨好几次,已经比北平的票价都搞出12%。”
周赫煊又问陈岱荪:“天津电车公司这次涨价的理由,是说自身亏损严重,只有涨价才能维持运营。陈博士,你是研究经济、金融和财政的专家,你来说说详细情况吧。”
陈岱荪侃侃而谈:“天津电车公司成立于1904年,也就是28年前,电车在1906年正式运营。电车公司每年收益稳定,早在1912年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,剩下这30年的收入都属于纯利润。到去年为止,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毛利润已经接近400万元,他们不可能会亏本。”
周赫煊问道:“400万元的毛利,那很多啊!这些钱都进了电车公司的口袋吗?有没有给天津政府上税?”
陈岱荪解释道:“电车电灯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钱,不叫税,而叫报效费,去年的实际报效数大概为12万元。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,电车经过租界时,需要支付给各租界一笔‘通过费’。单是去年支付给法租界的‘通过费’,就高达74万元!”
周赫煊总结道:“也即是说,比利时人在天津开电车公司,只给天津市政府上税12万元,却给法租界缴了74万元的过路费?”
“是的,就是这样,”陈岱荪说,“电车公司交给各租界的过路费,加起来每年大概有160万左右,但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却只有12万元。”
周赫煊问张奚若:“张先生,这符合常理吗?”
张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,恼怒道:“这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做法!电车属于公共事业,电车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间,这些空间都是属于全体天津市民的。不仅如此,电车还经常撞伤撞死百姓,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人身危险。因此,电车公司作为补偿,不能收取过高的票价,同时还应该给政府纳税,用来改善市政环境和市民生活。这叫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。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公司,正常缴税只有12万元,却给各国租界上交160万元的过路费?纯粹是欺负人!”
以前老百姓只觉得电车涨价不合理,但究竟怎么不合理,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现在听几位学者教授讲道理,瞬间明白其中的内情,一个个气得破口大骂。
“太埋汰人了,哪有这样的?”
“洋鬼子就不是人!”
“以后坚决不坐电车。”
“谁说不坐,老子就要坐,坐了还不给他们钱!”
“涨价,涨价,天天涨价。自打我记事起,电车公司已经涨了五回票价了。”
“……”
只听周赫煊继续说道:“难怪天津的各国领事,都支持电车公司涨价,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电车公司涨价越凶,各国租界的收入就越多,这是合起伙来欺负天津老百姓。”
“可不是吗?”张奚若道,“否则日法意三国领事,又怎么会急冲冲地给政府发外交照会,都是利益使然。”
陈岱荪还说:“我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。当初清政府和电车公司签订的合同,确立了电车公司的经营范围,电车公司只能在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范围内运行,剩下的电车路段都属于非法经营。据我所知,后来扩建的电车路段,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。也正因为如此,电车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才会那么少。”
“呵呵,原来是非法运营的啊,”周赫煊笑道,“我听说电车公司干这种违法的事,还不止这一出。”
张奚若说:“是的,由于乘坐电车必须用铜元买票,这就是电车公司成为天津最大的铜元兑换商和周转商。由于大量铜元囤积,他们从1920年开始,就把这些铜元高价出售给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,私运到日本制造军火武器。”
周赫煊气道:“也就是说,日本关东军侵略东北所用的枪炮,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铜元制造的?”
陈岱荪说:“确实如此。电车公司这种做法,不但在实质上支持了日本侵略中国,还致使大量铜元外流,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。天津市政府虽然一再严禁铜元出口,但电车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却没停止,铜元走私一直在悄悄进行。”
说到这里,正在听广播的天津百姓都气炸了。
“原来电车公司这么坏,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。”
“以后千万不要坐电车,咱们投的每一枚铜元,都是在给日本制造枪炮啊。”
“再坐电车就是卖国贼!”
“咱们去把鼓楼周围6里以外的电车轨道都扒了,那是非法建造的,没有给政府上税!”
“对,马路是大家的,凭啥给电车公司用了还不交税?”
“打倒电车公司,打倒卖国贼!”
“……”
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,瞬间就提升到救国的高度。
当南京政府派来的专员抵达天津时,他面临的是天津全行业罢工罢市,市民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,各大报纸把电车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净净,老城区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外的电车轨道全部被扒除。
此事件,史称“反电车救国运动”,或者叫“四四爱国风潮”、“四四天津大罢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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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听广播喽!”
民国时期的老百姓,晚饭吃得很早,不等天色黑尽就已经吃完了。原因很简单,天黑了需要点灯,要么费电、要么费油,早点吃饭能够省下一笔可观的支出。
每当到了天黑之际,天津的底层百姓就端着小板凳外出,来到附近的店铺听广播。这是他们难得的休闲娱乐时光,带着劳累一天的疲惫,听几段相声、听几段京剧、听几首流行歌,就仿佛是享受了神仙日子。
袁三儿带着去年刚娶的小媳妇,乐呵呵来到巷口的杂货铺,这里门口坐满了人,从台阶一直延伸到街边。两边则是卖麻花、糖堆儿、瓜子、糖水的摊位,经常有人买上些吃食,小摊生意还算不错。
自从日本在天津挑动暴乱,天津的经济大受打击,底层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。袁三儿虽然舍不得花钱,但还是对老婆说:“鲜儿,你要吃瓜子儿还是麻花儿?”
鲜儿瞅着零食摊咽了咽口水,笑道:“费那个钱干啥,听听广播就得了。我现在怀着孕,留着钱给咱们的孩子,以后供他读书不是更好?”
“就是怀孕了才要多补补,”袁三儿不等妻子反对,就走到瓜子摊前,掏出两枚铜板说,“称些瓜子儿。”
“好嘞!”
摊主也不嫌钱少,抓了一小把瓜子放在秤盘里,挑挑拣拣,扬着秤杆说:“秤旺着呢!”
袁三儿连忙托着衣摆接瓜子,献宝似的捧回去给媳妇儿:“鲜儿,快尝尝,这瓜子儿可好吃了。”
“嗯。三哥,你也吃。”鲜儿的俏脸笑开了花。
小市民有小市民的生活,一段广播、一把瓜子,就足以让他们对生活感到满足。
“久大精盐,中国驰名品牌,远销南洋的国货骄傲!”
“一碗喉温润,两碗破孤闷,三碗搜枯肠,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……程裕新茶号天津店隆重开业,正宗徽茶老字号,胡适先生喝了都说好。”
“……”
广告足足播了三分钟,有人抱怨道:“现在这广播,广告真是越来越多了!”
旁边立即有人反驳:“人家周先生开广播公司,免费给你听曲儿听相声,还不许别人打广告?”
“就是,这广告多点才好。要是接不到广告,广播公司关门歇业了,大家伙儿上哪儿听节目去!”众人纷纷附和。
如今天津的广播公司主要有两家,除了周赫煊的中华广播外,上海那边也来天津开了分公司。但老百姓还是更爱听中华广播,一来大家念旧,二来中华广播的节目更有意思。
广告结束后是一段京剧选段,袁三儿乐呵呵听着,不时看看身边的媳妇儿,感觉生活充满了滋味。
突然,广播里传来陌生而熟悉的声音:“听众朋友们,大家好,现在是《晚七点闲话》时间,我是主持人周赫煊……”
“哗!”
店铺前的人轰动起来,他们虽然只是小老百姓,却也久仰周赫煊的大名。办广播且不说了,去年周赫煊运了好几船的粮食来天津,发往北方的各大灾区,那可是引起了大轰动,人人都说周先生是活菩萨。
“这回值了,周先生亲自做广播!”
“人家可是大学者、大人物,居然还来给咱们这些凑闷子。”
“周先生大善人啊,我听山东的亲戚说,那边已经有人给周先生立长生牌位了。”
“胡同口算命的刘瞎子说,周先生是文曲星转世,那可了不得!”
“我侄子还在周先生的希望小学念书,每天中午有糙面馒头吃。那小子不仅长得壮了,学问也见长,报纸上的字儿都认得。”
“……”
只听周赫煊的声音继续从收音机里传出:“从一月份开始,天津老百姓最关心的话题,无疑就是电车涨价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几位嘉宾,美国哈佛大学博士、清华法学院长陈岱荪先生,欢迎陈博士来中华电台做客!”
陈岱荪说道:“大家好,我是陈岱荪。”
周赫煊又说:“还有英国伦敦大学博士、国际知名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,欢迎陶先生。”
陶孟和笑道:“听众朋友们好,我是陶孟和。”
周赫煊继续说道:“最后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,清华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先生。张先生你好!”
张奚若说:“周先生好,大家好,我是张奚若。”
三位嘉宾介绍完毕,不管是普通老百姓,还是白领中产阶级,都对这个节目肃然起敬。全是西方知名大学的博士、硕士啊,平时很难见到的,能听他们聊天也是件幸事。
周赫煊开始说到正题:“张教授,你对天津电车涨价风波怎么看?”
张奚若道:“这涨价涨得毫无道理,我长期研究中国社会问题。以天津普通人的经济收入,跟电车公司涨价之后的票价,是完全不相符的。事实上,天津的电车票价,这十年来连续上涨好几次,已经比北平的票价都搞出12%。”
周赫煊又问陈岱荪:“天津电车公司这次涨价的理由,是说自身亏损严重,只有涨价才能维持运营。陈博士,你是研究经济、金融和财政的专家,你来说说详细情况吧。”
陈岱荪侃侃而谈:“天津电车公司成立于1904年,也就是28年前,电车在1906年正式运营。电车公司每年收益稳定,早在1912年就已经收回全部投资,剩下这30年的收入都属于纯利润。到去年为止,天津电车电灯公司的毛利润已经接近400万元,他们不可能会亏本。”
周赫煊问道:“400万元的毛利,那很多啊!这些钱都进了电车公司的口袋吗?有没有给天津政府上税?”
陈岱荪解释道:“电车电灯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钱,不叫税,而叫报效费,去年的实际报效数大概为12万元。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,电车经过租界时,需要支付给各租界一笔‘通过费’。单是去年支付给法租界的‘通过费’,就高达74万元!”
周赫煊总结道:“也即是说,比利时人在天津开电车公司,只给天津市政府上税12万元,却给法租界缴了74万元的过路费?”
“是的,就是这样,”陈岱荪说,“电车公司交给各租界的过路费,加起来每年大概有160万左右,但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却只有12万元。”
周赫煊问张奚若:“张先生,这符合常理吗?”
张奚若心直口快不怕得罪人,恼怒道:“这完全是不讲道理的做法!电车属于公共事业,电车占用了大量的街道空间,这些空间都是属于全体天津市民的。不仅如此,电车还经常撞伤撞死百姓,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人身危险。因此,电车公司作为补偿,不能收取过高的票价,同时还应该给政府纳税,用来改善市政环境和市民生活。这叫取之于民,用之于民。凭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公司,正常缴税只有12万元,却给各国租界上交160万元的过路费?纯粹是欺负人!”
以前老百姓只觉得电车涨价不合理,但究竟怎么不合理,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现在听几位学者教授讲道理,瞬间明白其中的内情,一个个气得破口大骂。
“太埋汰人了,哪有这样的?”
“洋鬼子就不是人!”
“以后坚决不坐电车。”
“谁说不坐,老子就要坐,坐了还不给他们钱!”
“涨价,涨价,天天涨价。自打我记事起,电车公司已经涨了五回票价了。”
“……”
只听周赫煊继续说道:“难怪天津的各国领事,都支持电车公司涨价,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电车公司涨价越凶,各国租界的收入就越多,这是合起伙来欺负天津老百姓。”
“可不是吗?”张奚若道,“否则日法意三国领事,又怎么会急冲冲地给政府发外交照会,都是利益使然。”
陈岱荪还说:“我必须先讲清楚一件事。当初清政府和电车公司签订的合同,确立了电车公司的经营范围,电车公司只能在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范围内运行,剩下的电车路段都属于非法经营。据我所知,后来扩建的电车路段,并没有获得中国政府的批准。也正因为如此,电车公司缴纳给天津市政府的报效费才会那么少。”
“呵呵,原来是非法运营的啊,”周赫煊笑道,“我听说电车公司干这种违法的事,还不止这一出。”
张奚若说:“是的,由于乘坐电车必须用铜元买票,这就是电车公司成为天津最大的铜元兑换商和周转商。由于大量铜元囤积,他们从1920年开始,就把这些铜元高价出售给日本三井洋行和三菱洋行,私运到日本制造军火武器。”
周赫煊气道:“也就是说,日本关东军侵略东北所用的枪炮,很可能也有天津人使用的铜元制造的?”
陈岱荪说:“确实如此。电车公司这种做法,不但在实质上支持了日本侵略中国,还致使大量铜元外流,扰乱了中国的金融市场。天津市政府虽然一再严禁铜元出口,但电车公司和日本洋行的交易却没停止,铜元走私一直在悄悄进行。”
说到这里,正在听广播的天津百姓都气炸了。
“原来电车公司这么坏,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。”
“以后千万不要坐电车,咱们投的每一枚铜元,都是在给日本制造枪炮啊。”
“再坐电车就是卖国贼!”
“咱们去把鼓楼周围6里以外的电车轨道都扒了,那是非法建造的,没有给政府上税!”
“对,马路是大家的,凭啥给电车公司用了还不交税?”
“打倒电车公司,打倒卖国贼!”
“……”
天津的电车涨价风波,瞬间就提升到救国的高度。
当南京政府派来的专员抵达天津时,他面临的是天津全行业罢工罢市,市民和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游行,各大报纸把电车公司的黑底子抖得干干净净,老城区以鼓楼为中心6华里外的电车轨道全部被扒除。
此事件,史称“反电车救国运动”,或者叫“四四爱国风潮”、“四四天津大罢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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