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0【明白人】
清晨。
辜鸿铭站在镜子前整理仪容,他穿着崭新的绸衫,将辫子扶得端端正正,然后才戴上亡妻亲手缝制的帽子。
辜鸿铭是很讲礼仪的,因为他尊崇孔孟之道,“礼”是核心要素。
但这种“礼”,只展现给他看得起的人。比如张之洞,比如蔡元培,今天勉强再加上个周赫煊。
很久没有一本书,让辜鸿铭读得废寝忘食了。他是熟知世界诸国的人,但《大国崛起》还是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,有些存留心中多年的疑惑,也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。
黄包车在北大门口停下,辜鸿铭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往里走。他近年来身体不好,正是感觉活不了多久,才从日本辞职回国,他想死在心目中的理想之乡。
“辜先生?你怎么来了!”北大教授马衡惊讶地看着他。
辜鸿铭点点头,以命令的语气道:“周赫煊在哪儿?带我去见他。”
马衡和辜鸿铭共事过,知道他的脾气,扶着他说:“你慢点走。”
片刻之后,两人来到周赫煊的住所外。
马衡正想去敲门,辜鸿铭制止了,自己敲门喊道:“周校长,辜鸿铭特来拜会!”
周赫煊打开房门,正待说话,辜鸿铭突然双手抱拢作揖。
这是中国人历来的古礼,日常使用的话,性质相当于西方的握手,但也常用于庄重场合,比如官场和朋友之间的会晤,到晚清时候还经常使用。不过它太繁琐了,作揖时腰弯得很深,就如日本人那种九十度鞠躬。
周赫煊愣了一下,立即作揖回礼,然后笑着对辜鸿铭和马衡说:“辜先生,马教授,二位请进。”
马衡感觉很有趣,也不走了,坐在旁边想听两人聊天。
周赫煊取出茶叶和糕点,笑道:“辜先生,应你所需,我专门弄来了上好的龙井,糕点也是大厨做的。”
“有心了,”辜鸿铭与昨日判若两人,他非常有风度礼仪的拿出一本书说,“昨日拜读周校长大作,颇有感触。这是拙作《春秋大义》,还请雅鉴。”
《春秋大义》,别名叫做《中国人的精神》,此书在西方曾引起轰动,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一版再版,甚至在德国掀起长达数十年的辜鸿铭热。
辜鸿铭也是位作家,他曾与泰戈尔一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。
周赫煊接过书笑道:“这本书,我早就读过了。”
“读过就好,”辜鸿铭开门见山地说,“为免言语冲突,今天我们约法三章。第一,不谈妇女解放;第二,不谈白话文写作;第三,不谈宪政民主。”
这些都是辜鸿铭强烈反对的,他反对妇女解放,反对白话文,反对宪政。
“可以。”周赫煊点头道。
辜鸿铭说:“我观《大国崛起》,对列强诸国颇多推崇,周校长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劣等吗?”
周赫煊摇头道:“我认为人都是平等的,没有谁比谁优等之说。”
辜鸿铭笑道:“总是有区别的,难道非洲的黑人,也能跟黄种人和白种人平等?在我看来,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族群,你觉得呢?”
“我不同意这个观点,”周赫煊说,“别说黑人,就连南太平洋那些茹毛饮血的食人族,只要是人类,我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。”
“你这叫博爱,墨家的信徒?”辜鸿铭不置可否。
周赫煊说:“跟墨家无关,即是人类,自然平等。”
辜鸿铭问道:“既然平等,那世界各民族之间,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异?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化风俗上,还有智力、道德和性格等多方面。”
“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,”周赫煊道,“先来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野人,他们为什么会原始落后?因为孤悬海外,跟外界缺乏交流和沟通。中国和欧洲,历来是互相影响促进,这种交流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。”
辜鸿铭笑道:“中国人的四大发明,确实促进了欧洲科学的发展。至于中国嘛,在近代以前,一直是独自进步的。”
“也可以这么说,但中国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,”周赫煊道,“比如二胡和琵琶,这些乐器就来自中亚、西亚。西方的星座学说,也早早传入中国,苏东坡就是忠实的星座迷,他常常自嘲摩羯座都是倒霉蛋。”
“哦,苏东坡还信星座之说?”辜鸿铭惊讶道。
周赫煊道:“《东坡志林》里有记载。退之诗云:我生之辰,月宿直斗。乃知退之磨蝎(摩羯)为身宫,而仆乃以磨蝎为命,平生多得谤誉,殆是同病也。”
这段话的大致内容,是苏东坡吐槽自己和韩愈同命相怜,都跟摩羯座扯上关系(一个命宫摩羯,一个身宫摩羯),命不好,经常遭到诽谤攻击。(老王语:感觉这是摩羯座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)
辜鸿铭听了大笑:“哈哈,想不到韩愈也是摩羯座,看来以后我要多多研究星座了。”
周赫煊又说:“一个民族的特性,跟它最初的发源地有关。适合耕种的地区,发展出农业文明,而土壤浅薄的地方,则发展出游牧文明。就拿中国来说,为什么起源于北方?因为以原始的农业技术,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,是不适合耕种的。”
“有点意思,你继续说。”辜鸿铭研究中国人,是从文化道德角度来展开,周赫煊的观点让他耳目一新。
周赫煊继续道:“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,远古农业要发展,需要秩序性和稳定性,所以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。儒家的礼教道德,不外乎是为集体主义说项。然后逐渐演化下来,就成为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。”
辜鸿铭想要反驳,但细细想来却似乎有点道理。
“而西方呢?”周赫煊又说,“如今欧洲兴盛的国家,在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时候都还是野蛮人。但野蛮征服了文明,于是迎来中世纪的黑暗,直到文艺复兴才重见光明。他们因为靠近地中海和大西洋,最后诞生了异于农耕和游牧的海洋文明。海洋文明是商业文明,戳穿了就是逐利。工业革命是为利益,殖民屠杀是为利益,十年前欧洲那场大战,也是为了利益。”
“这个观点很好,甚合我意。”辜鸿铭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利益文明,不过他也强调中华文明是道德文明。
周赫煊说:“辜先生的《春秋大义》我读过,也很同意你对各国族群的分析。担我认为,这种民族性差异并非天生,而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影响造成的。”
辜鸿铭问:“那你是否同意我书中的观点?”
周赫煊笑道:“我很同意辜先生所言,中华民族确实是伟大的民族,中国人也具备深刻、博大、简朴和灵性死忠美德。正如辜先生说的那样,中国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,拥有永葆青春的秘诀。我敢预言,用不了一百年,中国又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。”
“哈哈,同道中人也。”辜鸿铭欢喜道。
周赫煊语气一转:“但我不认可辜先生说的道德兴国。”
辜鸿铭有些不高兴了,质问道:“你觉得西方的逐利治国方式,能够长期有效?我看不然,西方国家,已经被商人财团操控了,总有一天,这些国家要被毫无道德的商人搞得崩溃。”
所以说辜鸿铭通晓西方呢,他眼光看得很准。从20世纪到21世纪,欧洲各国确实被财团利益捆绑,渐渐在走下坡路,他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他还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书中,预言德国的军国主义将会毁灭。
可惜看准了问题,开的药方子却不对,咱们的辜先生说,爱和道德才能拯救世界。
这得有多天真!
周赫煊无奈地笑道:“辜先生在著作中所言,是想做民国的孔子吧。但先秦乱世,最终以秦国统一天下而告终,秦国恰恰靠的就是逐利。你跟那些军阀谈道德看看,听说张宗昌邀请你当山东大学校长,你可以跟他讲讲道德,且看他听不听。”
辜鸿铭瞬间无语,继而反驳道:“秦国虽然统一**,但却二世而亡。逐利只能走向崩溃,道德才能长治久安。”
“但利能聚人心,只要让大部分人有利可图,中国就能统一,”周赫煊说,“不过我也同意辜先生的观点,道德能使国家长久。我的看法是,以利谋国,以德治国。”
“以利谋国,以德治国,”辜鸿铭嘀咕着这几句话,突然哈哈大笑,“这八个字说得好,你要是早几年当上军阀,我一定给你做谋士。”
两人继续聊着,总的来说气氛还很融洽,只是偶有观点不同,谁也不能说服谁,辜鸿铭心里堵得慌。
辜鸿铭午饭也没留下来吃,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,还写了副字让仆人给周赫煊送去。这位老先生年底时接受德国记者采访,他大言不惭地说:“中国现在只有两个明白人,一个是周赫煊,另一个就是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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辜鸿铭站在镜子前整理仪容,他穿着崭新的绸衫,将辫子扶得端端正正,然后才戴上亡妻亲手缝制的帽子。
辜鸿铭是很讲礼仪的,因为他尊崇孔孟之道,“礼”是核心要素。
但这种“礼”,只展现给他看得起的人。比如张之洞,比如蔡元培,今天勉强再加上个周赫煊。
很久没有一本书,让辜鸿铭读得废寝忘食了。他是熟知世界诸国的人,但《大国崛起》还是让他看到不一样的东西,有些存留心中多年的疑惑,也能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。
黄包车在北大门口停下,辜鸿铭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往里走。他近年来身体不好,正是感觉活不了多久,才从日本辞职回国,他想死在心目中的理想之乡。
“辜先生?你怎么来了!”北大教授马衡惊讶地看着他。
辜鸿铭点点头,以命令的语气道:“周赫煊在哪儿?带我去见他。”
马衡和辜鸿铭共事过,知道他的脾气,扶着他说:“你慢点走。”
片刻之后,两人来到周赫煊的住所外。
马衡正想去敲门,辜鸿铭制止了,自己敲门喊道:“周校长,辜鸿铭特来拜会!”
周赫煊打开房门,正待说话,辜鸿铭突然双手抱拢作揖。
这是中国人历来的古礼,日常使用的话,性质相当于西方的握手,但也常用于庄重场合,比如官场和朋友之间的会晤,到晚清时候还经常使用。不过它太繁琐了,作揖时腰弯得很深,就如日本人那种九十度鞠躬。
周赫煊愣了一下,立即作揖回礼,然后笑着对辜鸿铭和马衡说:“辜先生,马教授,二位请进。”
马衡感觉很有趣,也不走了,坐在旁边想听两人聊天。
周赫煊取出茶叶和糕点,笑道:“辜先生,应你所需,我专门弄来了上好的龙井,糕点也是大厨做的。”
“有心了,”辜鸿铭与昨日判若两人,他非常有风度礼仪的拿出一本书说,“昨日拜读周校长大作,颇有感触。这是拙作《春秋大义》,还请雅鉴。”
《春秋大义》,别名叫做《中国人的精神》,此书在西方曾引起轰动,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一版再版,甚至在德国掀起长达数十年的辜鸿铭热。
辜鸿铭也是位作家,他曾与泰戈尔一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。
周赫煊接过书笑道:“这本书,我早就读过了。”
“读过就好,”辜鸿铭开门见山地说,“为免言语冲突,今天我们约法三章。第一,不谈妇女解放;第二,不谈白话文写作;第三,不谈宪政民主。”
这些都是辜鸿铭强烈反对的,他反对妇女解放,反对白话文,反对宪政。
“可以。”周赫煊点头道。
辜鸿铭说:“我观《大国崛起》,对列强诸国颇多推崇,周校长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劣等吗?”
周赫煊摇头道:“我认为人都是平等的,没有谁比谁优等之说。”
辜鸿铭笑道:“总是有区别的,难道非洲的黑人,也能跟黄种人和白种人平等?在我看来,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族群,你觉得呢?”
“我不同意这个观点,”周赫煊说,“别说黑人,就连南太平洋那些茹毛饮血的食人族,只要是人类,我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。”
“你这叫博爱,墨家的信徒?”辜鸿铭不置可否。
周赫煊说:“跟墨家无关,即是人类,自然平等。”
辜鸿铭问道:“既然平等,那世界各民族之间,为什么会存在那么大的差异?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化风俗上,还有智力、道德和性格等多方面。”
“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,”周赫煊道,“先来说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南太平洋野人,他们为什么会原始落后?因为孤悬海外,跟外界缺乏交流和沟通。中国和欧洲,历来是互相影响促进,这种交流大大加快了人类的文化和科学发展。”
辜鸿铭笑道:“中国人的四大发明,确实促进了欧洲科学的发展。至于中国嘛,在近代以前,一直是独自进步的。”
“也可以这么说,但中国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的,”周赫煊道,“比如二胡和琵琶,这些乐器就来自中亚、西亚。西方的星座学说,也早早传入中国,苏东坡就是忠实的星座迷,他常常自嘲摩羯座都是倒霉蛋。”
“哦,苏东坡还信星座之说?”辜鸿铭惊讶道。
周赫煊道:“《东坡志林》里有记载。退之诗云:我生之辰,月宿直斗。乃知退之磨蝎(摩羯)为身宫,而仆乃以磨蝎为命,平生多得谤誉,殆是同病也。”
这段话的大致内容,是苏东坡吐槽自己和韩愈同命相怜,都跟摩羯座扯上关系(一个命宫摩羯,一个身宫摩羯),命不好,经常遭到诽谤攻击。(老王语:感觉这是摩羯座被黑得最惨的一次。)
辜鸿铭听了大笑:“哈哈,想不到韩愈也是摩羯座,看来以后我要多多研究星座了。”
周赫煊又说:“一个民族的特性,跟它最初的发源地有关。适合耕种的地区,发展出农业文明,而土壤浅薄的地方,则发展出游牧文明。就拿中国来说,为什么起源于北方?因为以原始的农业技术,南方炎热多雨的气候,是不适合耕种的。”
“有点意思,你继续说。”辜鸿铭研究中国人,是从文化道德角度来展开,周赫煊的观点让他耳目一新。
周赫煊继续道:“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农耕文明,远古农业要发展,需要秩序性和稳定性,所以中国人崇尚集体主义。儒家的礼教道德,不外乎是为集体主义说项。然后逐渐演化下来,就成为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。”
辜鸿铭想要反驳,但细细想来却似乎有点道理。
“而西方呢?”周赫煊又说,“如今欧洲兴盛的国家,在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时候都还是野蛮人。但野蛮征服了文明,于是迎来中世纪的黑暗,直到文艺复兴才重见光明。他们因为靠近地中海和大西洋,最后诞生了异于农耕和游牧的海洋文明。海洋文明是商业文明,戳穿了就是逐利。工业革命是为利益,殖民屠杀是为利益,十年前欧洲那场大战,也是为了利益。”
“这个观点很好,甚合我意。”辜鸿铭也认为西方文明是利益文明,不过他也强调中华文明是道德文明。
周赫煊说:“辜先生的《春秋大义》我读过,也很同意你对各国族群的分析。担我认为,这种民族性差异并非天生,而是长久以来的历史影响造成的。”
辜鸿铭问:“那你是否同意我书中的观点?”
周赫煊笑道:“我很同意辜先生所言,中华民族确实是伟大的民族,中国人也具备深刻、博大、简朴和灵性死忠美德。正如辜先生说的那样,中国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,拥有永葆青春的秘诀。我敢预言,用不了一百年,中国又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。”
“哈哈,同道中人也。”辜鸿铭欢喜道。
周赫煊语气一转:“但我不认可辜先生说的道德兴国。”
辜鸿铭有些不高兴了,质问道:“你觉得西方的逐利治国方式,能够长期有效?我看不然,西方国家,已经被商人财团操控了,总有一天,这些国家要被毫无道德的商人搞得崩溃。”
所以说辜鸿铭通晓西方呢,他眼光看得很准。从20世纪到21世纪,欧洲各国确实被财团利益捆绑,渐渐在走下坡路,他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。他还在《中国人的精神》一书中,预言德国的军国主义将会毁灭。
可惜看准了问题,开的药方子却不对,咱们的辜先生说,爱和道德才能拯救世界。
这得有多天真!
周赫煊无奈地笑道:“辜先生在著作中所言,是想做民国的孔子吧。但先秦乱世,最终以秦国统一天下而告终,秦国恰恰靠的就是逐利。你跟那些军阀谈道德看看,听说张宗昌邀请你当山东大学校长,你可以跟他讲讲道德,且看他听不听。”
辜鸿铭瞬间无语,继而反驳道:“秦国虽然统一**,但却二世而亡。逐利只能走向崩溃,道德才能长治久安。”
“但利能聚人心,只要让大部分人有利可图,中国就能统一,”周赫煊说,“不过我也同意辜先生的观点,道德能使国家长久。我的看法是,以利谋国,以德治国。”
“以利谋国,以德治国,”辜鸿铭嘀咕着这几句话,突然哈哈大笑,“这八个字说得好,你要是早几年当上军阀,我一定给你做谋士。”
两人继续聊着,总的来说气氛还很融洽,只是偶有观点不同,谁也不能说服谁,辜鸿铭心里堵得慌。
辜鸿铭午饭也没留下来吃,高高兴兴地回到家中,还写了副字让仆人给周赫煊送去。这位老先生年底时接受德国记者采访,他大言不惭地说:“中国现在只有两个明白人,一个是周赫煊,另一个就是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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